“突转”是亚里士多德《诗学》一书中的重要概念，“指行动的发展从一个方向转至相反的方向”，[1]是事物发展过程中依循其内在必然规律产生的重大反转。
莫泊桑小说《我的叔叔于勒》中，也存在着“突转”的言语表现艺术：于勒“占钱-有钱-无钱”的命运之变构成了情节的突转，由此带来了亲人，还有小公务员的情感态度之变，“我”对人们“灵魂面具”脱落后真实人性的发现以及所持的悲悯之理解，这些构成了小说文本别样的“篇性”[2]，使言语表现自然进入了浅而能深，癯而实腴的艺术之境。
一、突转之应然：情节突转的层次性和必然性
这是一篇现实主义小说。现实主义小说中，情节发展要求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但是现实生活中，人物的情感态度要发生颠覆性的变化是很困难的。莫泊桑的成功之处，就是动用“突转”的艺术手段，让人物情感态度围绕于勒的命运，产生巨大的裂变。
第一次突转是于勒占用了本属于菲利普所得的那份遗产，人们是以坏蛋、流氓、无赖视之的，并按照当时的惯例，“把他送上从勒阿弗尔到纽约的商船，打发他到美洲去”。
第二次突转是于勒来信说赚到钱，这时人们“都认为分文不值的于勒，一下子成了正直的人，有良心的人”。
第三次突转是在船上知道于勒没钱，这时主要写了母亲的态度，她突然暴怒起来，说:“我就知道这个贼是不会有出息的，早晚会回来 重新拖累我们的……”
生活中的外部事件突发性地朝着反方向发展，对于人物的情感态度变化会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像小说中这样自觉、频繁地突转，以让人物的灵魂面具彻底脱落的设计，还不是特别多见的。例如《最后一课》小主人公一直不喜欢上法语课，但是作者安排了“最后一节法语课”这样的情节突转，使得他开始懊悔并且深深地爱上法语。但是，这样的情节突转是一次性的。
多次的情节突转在戏剧中比较多见。比如亨利克·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一开始，娜拉被丈夫亲昵地称为小宝贝、小鸽子。柯洛克斯泰突然造访，得知娜拉曾经为了救丈夫海尔茂伪造签名借款，由此威胁娜拉向海尔茂求情不要解雇他。求情未果，海尔茂还是解雇了柯洛克斯泰。柯洛克斯泰写信揭露娜拉，海尔茂在收到信后担心他的前程将被断送，便刻薄地辱骂娜拉，全然不顾娜拉是为了救他的命才不顾父亲反对伪造签名。紧接着戏剧家安排第二封信，柯洛克斯泰不再追究娜拉的错误，海尔茂的前程被保住，海尔茂则瞬间对娜拉的态度变得温柔起来。戏剧的情节突转最大的特点在于矛盾的频繁爆发，如果用戏剧的办法写小说，可能有矛盾过于集中而脱离生活的倾向。现实主义小说追求客观性，力图在以一个冷静的角度描摹现实生活，然而正如黑格尔所言“靠单纯的模仿，艺术永远与自然无法竞争”。[3]这种描摹若不想流于庸俗，还需要艺术家精致的设计。
因此，莫泊桑在构造情节突转时，有意使其间存在着层层递进的复杂关系，导致人们对于勒的情感态度逐步变得强烈。第一次突转，于勒占用了菲利普的钱。此时，从客观环境来看，菲利普起码还有钱给于勒占，对于勒的态度是“把他送上从勒阿弗尔到纽约的商船，打发他到美洲去。”这里用到的不是“驱逐”或者“赶走”之类带有冷酷情感色彩的动词，而是使用了具有中性甚至有些暖性色彩的动词“送”。因此，从主观情感上来说，尚有一些亲情的成分在。第二次突转，从客观环境上看，收到于勒来信时菲利普一家的生活状况可谓贫困交加。
家里样样都要节省，有人请吃饭是从来不敢答应的，以免回请;买日用品也是常常买减价的，买拍卖的底货;姐姐的长袍是自己做的，买十五个铜子一米的花边，常常要在价钱上计较半天。
于勒的来信对如此贫困的家庭来说，像是救世主降临一般，他们把摆脱贫穷的渴望转化为对于勒的盼望，以至于出现了幻觉，似乎马上就能看到于勒挥着手帕喊：“喂！菲利普！”这是一种极致的盼望，此时人们对于勒的亲情，被很多人理解为建立在金钱之上的亲情，但就算是建立在金钱之上的亲情，也还是存在亲情的。这样的客观和主观状态持续了十年，接着迎来了第三次的突转。这时贫困的客观环境并未有所好转，当克拉丽丝面对菲利普邀请吃牡蛎时还是“怕花钱 ”，主观态度上“父亲的希望却与日俱增”。当他们证实了船上那个卖牡蛎的人就是他们日思夜想的“救世主”，选择了逃避于勒，贫穷的于勒如同一场瘟疫，让人避之不及。三次情节突转，小说叙事张力不断增强：客观环境上菲利普一家从稍微有点遗产发展到吃一次牡蛎都不舍得花钱，主观情感上人们从对菲利普尚且留有亲情到建立在金钱上的亲情再到彻底的无情。主客观越是迫切的需要有钱的于勒出现，于勒出现时越是贫穷，在船上遇见于勒时越是躲避，则越是能够揭露对人性在金钱面前的丑陋。
“一部结构严谨的小说，往往许多事情是错综复杂、互相呼应的，即使很有水平的读者，也要到读完全书才能居高临下，鸟瞰全貌。小说中这种令人惊奇的、也可说是神秘莫测的成分——有时人们空洞地称为推理成分——对情节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4]情节突转之间逐层递进式发展，使得小说的叙述张力不断扩大,然而莫泊桑并不满足情节突转之间的逐层递进关系，在情节突转本身的合理性上也有精致的处理，在看似偶然发生的情节突转中，隐含着必然性。
菲利普夫妇偶然在船上发现贫穷的于勒，其实隐含着必然发生。这种必然性，体现在细节的描写中。
第一，于勒寄信给菲利普的时候并没有寄钱。试想如果一个人真的有钱，想要补偿曾经亏欠过的亲人，他肯定在有钱之后迫不及待地将钱寄过去。但是于勒两次来信都只提钱，并不寄钱。
第二，信的内容前后矛盾，第二封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亲爱的菲利普，我给你写这封信，免得你担心我的健康。我身体很好，买卖也好。明天我就动身到南美去作长期旅行，也许要好几年不给你写信。如果真不给你写信，你也不必担心。我发了财就会回勒阿弗尔的。我希望为期不远，那时我们就可以一起快活地过日子了。”
一面说他买卖好，一面却说去旅行。如果是于勒赚了钱想享受生活才去旅行也还算合理，但是信中又说期待发财与亲人相聚，既然期待发财为什么放着好好的买卖不做却要花费好几年的时间去旅行？既然期待与亲人相聚又为什么要先去旅行？既然买卖很好，为什么不先寄些钱给家里？前后矛盾的说辞，都在透露着于勒的谎言，但是菲利普一家人并未识破，因为他们沉浸在对“好日子”的向往中，不愿意理性地看待信中显而易见的矛盾。
第三，菲利普每次一字不差地说：“唉！要是好兄弟于勒在这船上，该多让人惊喜啊！”而最终于勒出现时也真的是在船上。这不仅是莫泊桑安排的一处伏笔，也是贯穿故事始终的一条线索：于勒占钱时人们将他送上船离去，于勒有钱时，菲利普在期待于勒坐船回来，而最终在船上见到于勒则愤然离去。
二、突转之本然：情感突转的明与暗
“对于一个深刻的细致的情节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外部事件的突转，而是人物内心世界的变幻（包括向相反方向的突然转化）”[5]。孙绍振老师认为，对于小说分析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人物情感的“临界点”的突转。在情节突转的层级关系中，人物情感态度的变化最为明显的是克拉丽丝，作者天才般的艺术手法表现在将克拉丽丝在船上的情绪变化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是，听到菲利普说卖牡蛎的像于勒，感到疑惑和惊讶：
母亲有点莫名其妙，就问:“哪个于勒?”
第二层是，怀疑不是于勒:
我母亲也怕起来了，吞吞吐吐地说:“你疯了!既然你知道不是他，为什么这样胡说八道?”
第三层：确证后的冷静：
母亲马上回答道:“应该把孩子们领开。若瑟夫既然已经知道，就让他去把他们找回来。最要留心的是别叫咱们女婿起疑心。”
第四层爆怒：
母亲突然暴怒起来，说:我就知道这个贼是不会有出息的，早晚会回来 重新拖累我们的。”
原本可以带她过“快活日子”的于勒实际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穷人！克拉丽丝的内心地落差可想而知，但作者并未在一开始就安排克拉丽丝暴怒，而是让她用意志控制住情绪，这里出现了行为和心理的错位。克拉丽丝之所以控制自己情绪没有爆发，一方面是因为担心女婿知道于勒没钱后，女儿好不容易到手的“美满”婚姻将受到威胁。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所处的环境是在游船上，在众目睽睽下，她不得不克制自己,以免引起众人关注，被于勒再次“吃上”。但是毕竟她盼望了十年之久，如今却竹篮打水一场空，加上暴躁的性格，这时的克拉丽丝自我控制是濒临崩溃的，处于情感爆发的临界点。就在这时菲利普的一句低声嘟囔，便轻易的点燃了克拉丽丝，情绪如火山般迸发。克拉丽丝内心情感的临界点发生突转，将人性的丑陋完全暴露出来，金钱带来的世态炎凉展现得淋漓尽致。这是克拉丽丝自我的内在情感和行为的差距，克拉丽丝与菲利普之间情感的差距则更能够说明作者的匠心。
尽管菲利普在遇见卖牡蛎的于勒后，也选择离开，同克拉丽丝一同完成了情感态度的突转。但菲利普在小说中一直对于勒都是以“兄弟”相称的。在船上，克拉丽丝都能认出于勒，菲利普岂能不知？但他还是称于勒为“我的弟弟”，可见在菲利普的潜意识中对于勒还留有真情。菲利普在得知于勒的穷困后低声嘟囔着“出大乱子了”，这句话在法语原著中是：“quelle catastrophe！”[6]汉语翻译过来是“真是一场悲剧！”这是一个哥哥对自己弟弟的遭遇感到心痛而不敢大声说出来的叹息，但不知为什么翻译成中文以后变成“出大乱子了”？虽然菲利普内心残存着手足情，但小说原文中多次提到父亲的“无能为力”：面临妻子的指责，他只是“张开手掌在额头上搓来搓去”；初次出门远行也会“神色慌张的守着我们的三件行李”；遇见于勒以后他的神情是“煞白”“两眼呆直”，语言是“低声”“压着嗓子”“结结巴巴”“低声嘟囔”。莫泊桑处处营造出菲利普的软弱和无奈，在窘迫的生存环境下，他不得不放弃对于勒的期待，转而背弃自己的亲兄弟。可以说菲利普的情感突转是“菲利普式”的软弱、无能为力的突转，不同于克拉丽丝暴风雨式的情感突转。
小说的主体本是围绕于勒的经济状况而产生的多次态度转变，然而，情节安排上却跑出来一个小公务员。从结构上安排上看，与于勒毫无关系。这样看似多余的人物是否可以删除呢？其实不然，这是19世纪出现的“横断面”的结构方法，“这种结构的关键在于把人从日常的、常规心理惯性中冲击出来，使之进入例外的、反常的环境，然后表现其心理结构的变幻。”[7]虽然从结构上来说，小公务员的出现是突兀的，但是从小说的意脉上看，效果恰恰相反。“我总认为这个青年之所以不再迟疑而下决心求婚，是因为有一天晚上我们给他看了于勒叔叔的信”，小若瑟夫的这种推测看似是不经意的，其实不然。对于小公务员这个形象，莫泊桑用笔极少，对外貌、性格、心理等都未加赘述，但是在船上与于勒相遇的短暂时间内就提到三次：
第一次，菲利普发现于勒后，立马关注到女儿女婿。
我父亲突然好像不安起来，他向旁边走了几步，瞪着眼看了看挤在卖牡蛎的身边的女儿女婿，就赶紧向我们走来。
第二次，肯定于勒的身份后，克拉丽丝最担心的是女婿起疑心。
母亲马上回答道:“应该把孩子们领开。若瑟夫既然已经知道，就让他去把他们找回来。最要留心的是别叫咱们女婿起疑心。”
第三次，因为女婿再次压住怒火。
她没再往下说，因为父亲指着女婿对她使了个眼色。
菲利普夫妇惧怕女婿知道于勒存在的根本原因是，他们跟小若瑟夫有一样的“怀疑”，甚至他们肯定小公务员就是看了于勒的信之后才求婚，为了保护女儿的婚姻，所以才害怕小公务员见到贫穷的于勒。因此莫泊桑在对小公务员描写中隐含着一次重大的心理突转：小公务员在看到于勒的信后，从犹豫不定到决心求婚的对待婚姻的情感态度突转。菲利普夫妇对于勒的态度因钱而变化是个体在金钱面前的道德缺失，这是明朗可见的；小公务员因看了于勒的信才求婚，这是隐藏在细节描写中被暗示的心理突转，小公务员更多代表的是小资产阶级群体对于爱情和金钱的考量。小公务员的个性是无关紧要的，其背后代表的社会现象才是重要的。正是从明到暗、从个体到群体、再从亲情到爱情的情感交错中，小说的意脉进一步明晰化。
在对小公务员的多次侧面描写中，掺杂着多重的矛盾：一是“诚实可靠”的小公务员为什么会因为于勒的信而提出求婚，他真的那么诚实吗?二是既然菲利普夫妇知道小公务员是因为于勒的信才提出的求婚，又为什么还“赶紧答应”，只是因为女儿“找不到对象”吗？叙事语言的自相矛盾和人物怪诞的思维方式都在强化着社会扭曲的价值观念，人们对于真情实感失去了信心，社会的虚伪已经十分普遍，“金钱大于感情”成为社会默认的生存法则。
三、突转之必然：发现的精思与巧思
发现是“指从不知到知的转变，即使置身于顺达之境或败逆之境中的人物认识到对方原来是自己家的亲人或者仇人”[7]，包括对某人身份的发现，某人做过某事的发现等。亚里士多德认为发现和突转共同构成完美的情节。
小说文本中的叙事者若瑟夫一开始就对于勒在船上卖牡蛎的事实处于完全知情的状态，但叙述过程却未暴露自己的已知，故事处处充满矛盾、伏笔与玄机，读者直至故事的末尾才发现于勒只是一个卖牡蛎的穷人、小公务员确实是为了信才求婚、菲利普夫妇会对亲人视而不见等事实。莫泊桑写作手法的精妙之处在于，不仅安排了若瑟夫作为叙述者，还以小若瑟夫作为“聚焦者” （里蒙•凯南在《虚构叙事》中认为是叙述者透过聚焦者构成故事话语，聚焦者包括但不限于视角、情感、心理、认知等）构成故事话语。
具体体现三个方面：首先是空间上，故事发生的视觉空间并不是以一种上帝视角俯瞰所有，而是始终围绕着小若瑟夫的目光观察万象，在小若瑟夫的视野下，他对于勒的真实经济状态是完全未知的。其次是时间上，小若瑟夫仅对自己所处时间内的事物有理解，并没有产生超出当前时间以外的认知。小若瑟夫随着时间的发展自然而然地发现于勒没钱的事实，而并不是在一开始就知道于勒没钱这件事。最后是心理上，叙述始终围绕着小若瑟夫的情感，为父亲感到心酸、理解母亲的痛苦、同情于勒的处境等等都是以小若瑟夫单纯的心灵去理解外界事物。
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合情合理地不透露于勒最终没钱的事实，制造情节的伏笔、悬念，以便表现不同人发现于勒没钱时的不同情感态度。另一方面，透过对小若瑟夫的聚焦，情节、情感的突转与情节发现被一种悲悯、同情和爱的氛围笼罩。克拉丽丝、菲利普对待于勒前后态度反转、小公务员为钱求婚、于勒占钱而后又言而无信，这些本应让人痛恨、嘲讽，但是在小若瑟夫一直是一种同情、理解的态度。对于勒的称呼一直是“叔叔”，在看到于勒劳苦的形象时内心的所想是“这是我的叔叔，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甚至想去说几句温暖的话。即使小若瑟夫的家庭十分拮据，小若瑟夫却毅然给了于勒半个法郎的小费。长大后的若瑟夫尽管在社会默认的法则下生存多年，但是并没有被社会异化，而是每次见到乞丐都会给5个法郎，保持着少年时期的天使般的爱与怜悯之心。
“莫泊桑本人深受叔本华悲观主义的影响,加上童年时代父母不幸婚姻的阴影,对生命始终充满着幻灭感。但是在作品中,他又不由自主地展示人性中的天使元素,这说明他对美好人性、健康社会还是怀有一丝期盼的。正是这微茫的期盼,给他作品带来了亮色。”[8]这抹亮色，是小若瑟夫温暖内心的光亮，让看似尖锐对立的金钱与真情的关系在他那里变得缓和起来，令读者不禁思考弱小人物在生存与真情面前选择的无奈和苦楚。由此可见，情节的突转、人们情感态度的突转，因了小若瑟夫天使元素的统摄，对菲利普夫妇、小公务员人性灰暗色的发现，在不动声色的批判中，也充满了对他们生存困境中挣扎的同情、理解和悲悯。
参考文献：
[1] [7]亚里士多德,《诗学》[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1: 89.
[2]汲安庆，《语文阅读教学：必须正式的三大范畴》[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7(06):19.
[3] 弗里德希·黑格尔,《美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64.
[4]爱·摩·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76-77.
[5][7]孙绍振.《名作细读》[M],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306,322
[6]高玉叶 马锐.《法兰西的花园》[M].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 63.
[8]汲安庆，《如金在沙，显然自异——从若瑟夫·达佛朗斯的天使元素说开去》[J].福建教育，2013(14):49-52.
（注：本文发表于《语文教学通讯》B刊202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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