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陋室铭》 一文有三处疑点。其一，“南阳诸葛庐”在前，“西蜀子云亭”在后，是否悖于用典的常法？其二，“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是否是作者“违心”之辞？其三，“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与“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是否矛盾？其实，这些皆是刻意而为，表现了刘禹锡对“德”的看重、对“德”的抉择、对“德”的固守。理解三处疑点，即理解了“德馨”蕴含的深意。
《陋室铭》一文，不足百字，含而不露地表现了作者独特的意趣和高尚的情操。然而迁思回虑中，仍生疑惑。其一，“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一句，讲究对仗，连用典故，缘何“诸葛庐”在前，“子云亭”在后。其二，“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刘禹锡是否真的不喜丝竹之悦耳，难忍案牍之劳苦？其三，“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与“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又是否矛盾。这三处疑点，皆与“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这一主旨句相关，隐含着刘禹锡对“德”的看重、对“德”的抉择、对“德”的固守。
“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形式上对仗工整；内容上将陋室比作孔明的隆中草庐、扬雄的成都宅第，意在自勉。但在这种对仗工整的句式中，历史久远的典故常置于上句，而诸葛亮是东汉末年、三国时期人，扬雄是西汉末年人，“西蜀子云亭”在前，似乎更为合理。比如，同为骈文的《滕王阁序》中就有大量的典故。“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冯唐和李广都历经文帝、景帝、武帝，但汉武帝召见冯唐时，他已九十多岁，冯唐比李广的年龄更大；“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贾谊被贬长沙发生在西汉文帝时期，梁鸿逃到海边是在东汉章帝时期……序文用典讲究时代先后，但一般不要求押韵，用典时可以不受韵脚束缚。铭文是否因为有押韵要求，而用典时不再讲究时代先后顺序呢？其实，并非如此。参照张孟阳《剑阁铭》中的用典，“秦得百二，并吞诸侯。齐得十二，田生献筹”［1］，秦吞并诸侯在前，西汉初田生献策在后；“公孙既灭，刘氏衔璧”［2］，公孙述西汉末年人，刘氏是指蜀汉刘氏政权。典故会涉及古人、古语、古事、古迹，在讲究对仗的骈文中，距离所处时代久远的，置于上句，这是常法。
那么，刘禹锡是否因为押韵和用典不可得兼，不得已而选择了押韵呢？以刘禹锡的才华，他完全可以做到先写扬雄的典故，而后在诸葛亮的典故中押韵，但他刻意打破常法，这其中应该蕴含着一定的深意。
“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出自文末，与“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相照应。所以用诸葛亮、扬雄的典故，不仅因为诸葛亮有着经天纬地之能，扬雄有着不诡于圣人之才学，更因为两人皆为品德高尚之士。扬雄淡薄功名富贵，潜心修学，虽官至上品，仍淡泊名利，这是包括作者在内的后世之人所肯定和赞赏的，但扬雄的“德”是有瑕疵的。扬雄在王莽篡汉后，“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3］，由比四百石秩的黄门侍郎直接升为比二千石秩的中散大夫,不管扬雄内心是否情愿,但他的确接受了王莽的恩赐。更为后世所诟病的是,之后扬雄又仿司马相如《封禅文》，写下《剧秦美新》，指斥秦朝，美化新朝。白圭之玷虽不影响刘禹锡对扬雄的推崇，甚至刘禹锡对扬雄当时处境下的选择也抱有同情和理解，但的确也违背了刘禹锡最为看重的“德”的标准。
刘禹锡看重的“德”，不仅仅是安贫乐道、洁身自好的高雅志趣，更是包含了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保持独立人格的美好品行，忠于职守、忠于内心理想的高尚情操。刘禹锡自永贞革新失败后，辗转流离，但一次次贬谪和打击，他没有向命运和权贵低下高贵的头颅，因为他对自己的理想和选择从未有半点怀疑。刘禹锡晚年，退居洛阳，自知大限将至，写下了绝笔自传《子刘子自传》。文中他既不夸耀自己的文学成就，也不哀鸣自己的坎坷人生，却依旧为永贞革新的领导者王叔文倾情辩护：
初，叔文北海人，自言猛之后，有远祖风，惟东平吕温、陇西李景俭、河东柳宗元以为信然。三子者皆与予厚善，日夕过，言其能。叔文实工言治道，能以口辩移人。既得用，自春至秋，其所施为，人不以为当非……［4］
永贞革新仅历时一百多天，刘禹锡却用一生来坚守，至死也不忘为新法辩护，至死也坚守着自己的政治理想，至死也忠诚于与自己并肩作战的战友，这才是刘禹锡笔下“德馨”的真正内核。这一点是扬雄所不具备的，而诸葛亮的一生始终不忘先主的知遇之恩，铭记匡扶汉室的政治理想，秉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信念，践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慎重承诺……诸葛亮身上显现出的“德馨”与刘禹锡追求的“德馨”本质上更为契合。虽然诸葛亮和扬雄皆是品德高尚之士，但刘禹锡更为赞赏和推崇诸葛亮的“德”，按照“德”来排定先后，也隐晦地表达自己心中的“德馨”，所以在写《陋室铭》时，他不惜打破用典的常法，将“诸葛庐”置于“子云亭”之前。
“丝竹”与“素琴”相对，皆是音乐，一俗一雅。“无丝竹之乱耳”，刘禹锡贬低“丝竹”，认为会“乱耳”，难道他真的厌弃“丝竹”之乐吗？唐代文人、官绅皆喜爱“丝竹”之乐。刘禹锡的好友白居易被贬江州，在《琵琶行》中不仅写到“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的盛况，还发出“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的抱怨，听到琵琶女演奏之后才心生“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的满足。其实，刘禹锡和白居易一样，对“丝竹”之声也是热爱的。刘禹锡一生和许多歌姬交往甚密，创作了不少与之相关的诗歌。比较有名的，如《赠李司空妓》：“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蓟州刺史肠。”［5］一曲《杜韦娘》，惹得苏州刺史刘禹锡柔肠百结，这还哪有“丝竹乱耳”之感了！另外不同于一般官吏，刘禹锡不仅热爱，而且精通。作为中唐著名诗人，他的民歌乐府诗流传甚广。在夔州，刘禹锡结合民歌韵律首创《竹枝词》系列乐府诗，其中“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表现了少女初恋时忐忑不安的情感，被广泛传唱。在朗州，刘禹锡“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6］，以至于“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7］。可见，说“丝竹”会“乱耳”和他的爱好兴趣不相符合。那刘禹锡为何又要“违心”地写下“无丝竹之乱耳”呢？
其一，咀嚼痛苦，强作欢笑，刘禹锡个性使然。他被贬和州，居于斗室，远离了喧嚣的京师，遭受政治上的冷遇。“无丝竹之乱耳”可能是刘禹锡的一时激愤之语，但依照他倔强的个性，更可能是故意写给那些趋炎附势之徒看的：无“丝竹”又如何，它只会扰人心性，自己“调素琴”，也可享受清雅之乐。迁客都会因没有“丝竹”而失落、伤感，而刘禹锡偏偏称“丝竹”乱耳，述说着自己安居斗室的快乐。权贵让他哭，他偏要笑着面对这一切。这既是他的倔强，也是他的抗议。“违心”之辞，看似洒脱，实则包含了一丝无奈和心酸！
其二，不可得兼之时，舍鱼而取熊掌。刘禹锡喜欢“丝竹”之乐，本也可享受“丝竹”之乐，或放浪于形骸，或屈从于权贵。可是，他偏偏都不愿意。刘禹锡高中进士之后就认为“丈夫无特达，虽贵犹碌碌”（《华山歌》）［8］。大丈夫若是无“德”，即便坐拥富贵，也不过是庸碌之辈！这是刘禹锡秉持一生的志向，不能因为“丝竹”而改变，不是不爱，只因更看重品德的美好。“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咏史二首》）［9］无论世道如何变化，自己的内心始终如中流砥柱，毫不动摇，又怎能让“丝竹”扰乱自己的心性呢？“无丝竹之乱耳”，看似“违心”之辞，却没有违背自己的道德之心，隐含着刘禹锡对“德”的抉择。
称“案牍”会“劳形”也非本意。刘禹锡三十出头就担任正八品的监察御史，别看品级不高，却所辖甚广，职责甚大：
监察御史十五人，正八品下。掌分察百寮，巡按州县，狱讼、军戎、祭祀、营作、太府出纳皆莅焉；知朝堂左右厢及百司纲目。［10］
政务繁多，劳神苦思，刘禹锡却能出色地履行职责，引起了王叔文的注意，并“以宰相器待之”［11］。写《陋室铭》时，刘禹锡被贬为和州刺史。刚来和州，和州遇到百年难遇的大旱，他四处走访百姓，并痛心疾首地在《历阳书事七十韵》中写道：“比屋恂嫠辈，连年水旱并，遐思当后已，下令必先庚……”［12］这充分表达了他关心和州民众疾苦的拳拳之心。最感人的是，他结束考察后，立即冒着被削职的危险，大胆上表：“伏以地在江、淮，俗参吴、楚。灾旱之后，绥抚诚难。谨当奉宣皇恩，慰彼黎庶。”［13］在得到唐德宗的恩准后，他立即下令减免和州农民当年一切税负，开仓放粮，赈灾济民。可见，此处的“案牍”并不能简单归类为官府往来的一切公文、文书，而是特指那些高谈阔论之公文，烦琐无用之俗务，谄媚阿谀之文书，歌功颂德之奏表。与其被这类“案牍”劳损身体，不若“阅金经”，沉淀内心，其乐也融融！苟利国家，百姓之“案牍”，虽劳何惧？只因“德”之所系，社稷百姓也。“无案牍之劳形”违心吗？其实一点也不违心。
“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一方面映衬出陋室的娴雅、清幽与别致，另一方面也暗示此处偏乡僻壤、人迹罕至；而“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又表明有“鸿儒”往来其间。两者相互矛盾，该如何理解呢？
“谈笑有鸿儒”中的“鸿儒”不是指博学的大儒。虽说刘禹锡从夔州转和州属于“量移”，即贬官由远及近，但和州毕竟不是繁华的京师，也并非人才汇集之地，不太可能有传统意义上的“鸿儒”。而且据刘禹锡流传下来的诗文，终其一生，也没有和博学的大儒有过密切交往。所以这里“鸿儒”的标准更可能注重的是“德”，“鸿儒”可能是和自己志趣相通、志同道合之人。比如张籍得知刘禹锡赴任和州，写下《寄和州刘使君》，而刘禹锡写下《张郎中籍远寄长句开缄之日已及新秋因举目前仰酬高韵》一诗作答。当然，刘禹锡与白居易交谊尤深，他到郡后即作《郡斋书怀寄江南白尹兼简分司崔宾客》，白接诗后，立即写下《答和州刘禹锡》。两人一生之中，唱和频频，白居易甚至把两人唱和的138首诗编成《刘白唱和集》，并写下《刘白唱和集解》。所以“谈笑有鸿儒”，并非刘禹锡和友人在陋室之中的谈笑风生，而是诗歌的遥寄唱和，书信的互诉衷肠，闲暇时的朋酒之会。
“往来无白丁”中的“白丁”，也不是指目不识丁的百姓。前文已介绍，刘禹锡刚到和州就探访民间疾苦。刘禹锡对百姓的怜悯之心也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上。他和白居易、元稹都提倡反映国计民生的新乐府诗，比如《插田歌》就以俚语形式还原了百姓插秧的画面，表达了作者对百姓劳苦的同情。所以说刘禹锡不愿与目不识丁的百姓交往，这是误解。“白丁”应当和“鸿儒”对照，指那些趋炎附势、阿谀奉承的“无德”之人。这类人是道德上的“白丁”，是被刘禹锡一直鄙夷的。在和州如此，离开和州亦如此。刚离开和州回到京城，人们都以为他会收敛锋芒、谨慎做人，他却再次语出惊人：
太和二年，自和州刺史征还，拜主客郎中。禹锡衔前事未已，复作《游玄都观诗序》……其前篇有“玄都观里桃千树，总是刘郎去后栽”之句，后篇有“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又到来”之句，人嘉其才而薄其行。［14］
这就是刘禹锡。他全身皆是傲骨，一有机会，就会嘲讽那些趋炎附势之徒。“往来无白丁”，并非指刘禹锡不愿与百姓往来，而是指不愿与“无德”之人为伍。“白丁”的称谓也是对这类“无德”之人的无情嘲讽，倒也符合他的个性。
刘禹锡在朗州建竹楼而居，在连州建“吏隐亭”而独处，于和州又居于这斗室之间。选择陋室，即选择了“德馨”。陋室之中的刘禹锡是孤独的，但同时也是坚定的。统治者可以贬他的官，但无法剥夺他对理想的追求。“千淘万洒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浪淘沙》）［15］，几十年的颠沛流离，却依旧坚守“德馨”，这条道路艰苦吗？肯定艰苦，但正是这份艰苦，彰显了刘禹锡独特的人格魅力，练就了如真金般的美德。“人或加讪，心无疵兮”［16］，有“德”若此，方可心无愧怍。
［1］ ［2］萧统.文选［M］.李善，注.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77：771，771.
［3］班固.汉书 ［M］.北京：中华书局，2007：3583.
［4］［5］［8］［9］［12］［13］［15］［16］刘禹锡.刘禹锡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0：591，632，270，265，578，177，362，592.
［6］［7］［11］［14］刘昫，等，编撰.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4210，4210，4210，4211-4212.
［10］欧阳修，宋祁，编撰.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3：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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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很懒，什么都没有留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