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叔本华
获取幸福的错误方法莫过于追求花天酒地的生活,原因就在于我们企图把悲惨的人生变成接连不断的快感、欢乐和享受。这样,幻灭感就会接踵而至;与这种生活必然伴随而至的还有人与人的相互撒谎和哄骗。
首先,生活在社交人群当中必然要求人们相互迁就和忍让;因此,人们聚会的场面越大,就越容易变得枯燥乏味。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才可以完全成为自己。谁要是不热爱独处,那他也就是不热爱自由,因为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才是自由的。拘谨、掣肘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社交聚会。
社交聚会要求人们做出牺牲,而一个人越具备独特的个性,那他就越难做出这样的牺牲。因此,一个人逃避、忍受抑或喜爱独处是和这一个人自身具备的价值恰成比例。因为在独处的时候,一个可怜虫就会感受到自己的全部可怜之处,而一个具有丰富思想的人只会感觉到自己丰富的思想。一言以蔽之:一个人只会感觉到自己的自身。
进一步而言,一个人在大自然的级别中所处的位置越高,那他就越孤独,这是根本的,同时也是必然的。如果一个人身体的孤独和精神的孤独互相对应,那反倒对他大有好处。否则,跟与己不同的人进行频繁的交往会扰乱心神,并被夺走自我,而对此损失他并不会得到任何补偿。
大自然在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和智力方面定下了巨大差别,但社会对这些差别视而不见,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更有甚者,社会地位和等级所造成的人为的差别取代了大自然定下的差别,前者通常和后者背道而驰。受到大自然薄待的人受益于社会生活的这种安排而获得了良好的位置,而为数不多得到了大自然青睐的人,位置却被贬低了。
因此,后一种人总是逃避社交聚会。而每个社交聚会一旦变得人多势众,平庸就会把持统治的地位。社交聚会之所以会对才智卓越之士造成伤害,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获得了平等的权利,而这又导致人们对任何事情都提出了同等的权利和要求,尽管他们的才具参差不一。
接下来的结果就是:人们都要求别人承认他们对社会作出了同等的成绩和贡献。所谓的上流社会承认一个人在其他方面的优势,却唯独不肯承认一个人在精神思想方面的优势;他们甚至抵制这方面的优势。
社会约束我们对愚蠢、呆笨和反常表现出没完没了的耐性,但具有优越个性的人却必须请求别人对自己的原谅;或者,他必须把自己的优越之处掩藏起来,因为优越突出的精神思想的存在,本身就构成了对他人的损害,尽管它完全无意这样做。
因此,所谓“上流”的社交聚会,其劣处不仅在于它把那些我们不可能称道和喜爱的人提供给我们,同时,还不允许我们以自己的天性方式呈现本色;相反,它强迫我们为了迎合别人而扭曲、萎缩自己。
具有深度的交谈和充满思想的话语只能属于由思想丰富的人所组成的聚会。在泛泛和平庸的社交聚会中,人们对充满思想见识的谈话绝对深恶痛绝。所以,在这种社交场合要取悦他人,就绝对有必要把自己变得平庸和狭窄。
因此,我们为达到与他人相像、投契的目的就只能拒绝大部分的自我。当然,为此代价,我们获得了他人的好感。
但一个人越有价值,那他就越会发现自己这样做实在是得不偿失,这根本就是一桩赔本的买卖。人们通常都是无力还债的;他们把无聊、烦恼、不快和否定自我强加给我们,但对此却无法作出补偿。
绝大部分的社交聚会都是这样的实质。放弃这种社交聚会以换回独处,那我们就是做成了一桩精明的生意。
另外,由于真正的、精神思想的优势不会见容于社交聚会,并且也着实难得一见,为了代替它,人们就采用了一种虚假的、世俗常规的、建立在相当随意的原则之上的东西作为某种优越的表现–它在高级的社交圈子里传统般地传递着,就像暗语一样地可以随时更改。
这也就是人们名之为时尚或时髦的东西。但是,当这种优势一旦和人的真正优势互相碰撞,它就马上显示其弱点。并且,“当时髦进入时,常识也就引退了。”
大致说来,一个人只能与自己达致最完美的和谐,而不是与朋友或者配偶,因为人与人之间在个性和脾气方面的差异肯定会带来某些不相协调,哪怕这些不协调只是相当轻微。因此,完全、真正的内心平和和感觉宁静–这是在这尘世间仅次于健康的至高无上的恩物–也只有在一个人孤身独处的时候才可觅到;而要长期保持这一心境,则只有深居简出才行。
这样,如果一个人自身既伟大又丰富,那么,这个人就能享受到在这一贫乏的世上所能寻觅得到的最快活的状况。确实,我们可以这样说:友谊、爱情和荣誉紧紧地把人们联结在一起,但归根到底人只能老老实实地寄望于自己,顶多寄望于他们的孩子。由于客观或者主观的条件,一个人越不需要跟人们打交道,那么,他的处境也就越好。
孤独的坏处就算不是一下子就被我们感觉得到,也可以让人一目了然;相比之下,社交生活的坏处却深藏不露:消遣、闲聊和其他与人交往的乐趣掩藏着巨大的,通常是难以弥补的祸害。青年人首要学习的一课,就是承受孤独,因为孤独是幸福、安乐的源泉。
据此可知,只有那些依靠自己,能从一切事物当中体会到自身的人才是处境最妙的人。所以,西塞罗说过,“一个完全依靠自己,一切称得上属于他的东西都存在于他的自身的人是不可能不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