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在贫困中挣扎的父亲

父亲是在他生命的第49个年头上去世的，那一年，我正好考上大学。

父亲得的是肺气肿，一说是肺穿孔，到底是什么病，至死也没有搞清楚，只说是和肺有关。父亲跑了一趟官厅的医院，没几天就回来了。父亲说，那个地方，贵巴巴的，咱们住不起。

父亲回来后，批发了些青霉素，每天在家里输液。开始的时候，是村里的医生给他扎液，时间久了，村里的医生推托着，不愿来。父亲没办法，有一次，他对我说，来，你给我扎。我说，我不会。父亲说，没事，把针头稍微放平些，顺着血管扎就是了。

我一咬牙，手哆嗦着，顺着他的血管扎了进去。第一针，扎深了，拔出来，重扎。第二针，扎透了，针尖从血管的旁边出来，血红红的，也跟着渗出来。我满头是汗，都急得快哭了。父亲用药棉捂住针眼，说，没事，没事。说完后，长长地叹了一声。

一个人，一个家，无助到了这样的地步。

父亲说，我的这个病，有一万块钱就能治好，穷人没钱，只好拿命扛了。那个时候，家里为了给父亲治病，以及为我上学，已经是债台高筑了，别说是一万块钱，就是一块钱，也不好拿出来。有一次家里没盐了，没钱去买，只好白水煮菜吃了一顿饭，吃饭的时候，一家人强忍着往下咽，谁也没说话。

但，泪都在心里。

我小的时候，父亲正年轻，是远近闻名的木匠，三村五里的人们，多请他去打家具或者盖房。我记得，那时候，父亲干一天的工钱是2块钱，还有一盒官厅烟。烟，父亲舍不得抽，一盒一盒地藏在柜里，留待过年的时候抽。2元工钱呢，父亲也不急着要，人家什么时候有了什么时候给。

我记得，过年的时候，父亲常常买很少的炮仗。买鞭炮只买一挂，仅买200响的。我舍不得放，今天拆一个，明天拆两个。有一次，我忍不住问父亲，为什么不多买点呢。父亲回过头来，眼一睁，愤怒地看着我，说，那是钱啊，噼啪一响，就没了，你想败家啊？！

我很怕父亲，赶紧一扭头，灰溜溜地走开。

快上初中的时候，我特别想拥有一支钢笔。父亲要去后草地换粮，正好要路过县城，我央求父亲，希望他到县城的供销社给我买回一支钢笔来。父亲一点头，说，行。后来几天，我每天站在山梁上，盼着父亲和他们换粮的车队回来，一等，就是半天。

终于盼到父亲回来了。帮父亲卸了车，饮了牲口，喂上草料。我心“咚咚咚”直跳，惴惴地问父亲，钢笔买回来没有。哪料，父亲淡淡地说了一句，哦，回来的时候，人家商店都关门了。然后，便旁若无人地做他手头的事，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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