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了很多和杜诗“沉郁顿挫”有关的资料，下面这篇最有帮助。选自南京大学莫砺锋教授《杜甫评传》一书：
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具体内涵包括三个层面：
第一层面是诗歌的表层，包括语言、意象、结构、声调等方面。举凡语言之凝炼、意象之精警、结构之波澜起伏、声调之抑扬顿挫，都给人以凝重、深沉、千锤百炼、千回百折之感。
第二个层面是诗歌的艺术构思。杜甫构思之深刻在作品中有两点主要的体现，一是含蓄，二是曲折。例如“三吏”、“三别”这一组诗，诗人对苦难的人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对造成战乱的统治者和叛将表示了深刻的谴责，感情极其强烈，但表现方式则相当含蓄，不但叙事精炼，而且诗人感情仅在字里行间自然地流露出来。相比之下，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叙事既伤太尽，诗人自己又在诗中大声疾呼，虽然剑拔弩张，艺术感染力却远逊杜诗。再如《哀江头》一诗，对于玄宗、杨妃的历史悲剧表示了巨大的哀痛，与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相近，然而杜诗含蓄而白诗直露。
第三个层面是凝聚在诗歌中的感情和思想。《尚书·舜典》云：“诗言志。”《毛诗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后人对“志”的解释不尽相同，我们认为“志”本指志向、志意，其引申义则可泛指思想。“情”当然是指感情，“志”和“情”实际上包含了诗人的全部心理活动，也即诗人的整个内心世界。
杜甫对儒学的核心内容——“仁”的思想终身服膺，须臾不离，他热爱生活，热爱亲友，热爱人民，热爱祖国，也热爱天地间一切生命和一切美好的事物，而且爱得深沉，爱得刻骨铭心。当然，仅仅具有深挚的感情还不一定形成沉郁的风格，如果杜甫一生都在开元盛世，那么杜诗也许会像李白诗一样的飘逸，可他的一生主要是在“万方多难”的时代度过的。从旅食京华到漂泊湖湘，杜甫的生活是艰难困苦的，他的亲友离散四方，他的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的祖国饱受战乱的蹂躏，甚至天地间一切生命和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受到了损害和破坏：白鱼困密网，百鸟也在罗网，树木或枯或病，连雄丽的蜀山都蒙上了凄怆之气。
总之，杜甫以满腔的爱心去拥抱的正是一个疮痍满目的外部世界，所以他的爱中充满着同情、悲悯、惋惜，是一种浓烈而又沉重的感情。而且，正如孔子所云，“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杜甫就是这样的“仁者”，他爱得深，恨得也深，深沉的感情就引起了深沉的痛苦。
深挚的感情又伴随着深刻的思想，这主要体现为对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的深切忧虑，以及对国家兴亡盛衰原因的深沉思考。杜诗中充满着沉重的忧患感：首先，诗人身遭丧乱，穷愁潦倒，当然不能不为自己及其亲友担忧。“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饥走荒山道。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之七）——这是杜甫为自己的前途而忧虑。“强将笑语供主人，悲见生涯百忧集。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百忧集行》）——这是杜甫为全家的生计而忧虑。“天台隔三江，风浪无晨暮。郑公纵得归，老病不识路。……山鬼独一脚，蝮蛇长如树。呼号傍孤城，岁月谁与度？”（《有怀台州郑十八司户》）——这是杜甫为远谪朋友的安危而忧虑。
更为可贵的是，诗人已经跳出了个人的小圈子，他忧郁的目光投向了远为广阔的现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等名篇固不必说，即使在那些似乎与国政时事无关的题材中，其忧国忧民之情也时时有所流露。例如在饮酒时，他写道：“岂无成都酒，忧国只细倾”（《八哀诗·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在送别时，他写道：“国步犹艰难，兵革未衰息”（《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在题画时，他想到“时危惨淡来悲风”（《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在观舞时，他想到“风尘洞昏王室”（《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咏月则云“干戈知满地，休照国西营”（《月》）；咏雨则云“不愁巴道路，恐湿汉旌旗”（《对雨》）。正如宋人所说：“少陵有句皆忧国。”忧患感不但直接给杜诗抹上了沉郁的感情色彩，而且使杜诗在反映社会和时代时具有无与伦比的深刻性。
人们往往认为杜诗的“顿挫”仅仅与诗歌形式有关，我们则认为“顿挫”同样存在于杜诗风格的第三个层面，即感情和思想的层面。前面说过，“顿挫”这个术语本来就是兼指感情和声调、文气的，其含义之一就是感情的抑扬起伏。人的内心世界是一个无比广阔的世界，如果一个人具有丰富的感情和深邃的思想，那么他的内心绝不是波澜不起的一口古井，而是波涛汹涌的一片大海。杜甫的内心就好像是一片大海，动荡时代的疾风骤雨使这片大海波澜起伏，而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又使它忽而高涨，忽而低落，就像大海中的潮汐一样。
杜甫怀有一颗赤子之心，对于国家中兴的任何迹象，有时仅仅是传闻，他都会欢呼雀跃，兴奋不已，《洗兵马》、《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等诗就体现了这种兴奋心情。同样，对于国家的任何危机，哪怕是尚处于潜伏状态的危机，杜甫都为之忧心忡忡，《饮中八仙歌》、《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诗就体现了这种忧患感。当然，更多的情形是，杜甫为国家、人民的巨大灾难而痛苦，《哀江头》、《北征》、“三吏三别”等诗皆为显例。
即使在日常生活的细微题材中，杜甫也是忽悲忽喜，柟树为风雨吹倒，竟使他血泪交流；田父请他饮酒，又使他喜不自胜。总之，杜甫忧乐俱过于人，所以他的感情的抑扬跌宕的幅度也过于人，而这就是“顿挫”风格的情感内涵。此外，杜甫的思维空间异常地广阔，思绪跳荡的幅度极大，这在《秋兴八首》等诗中有鲜明的体现，由此而产生的时空转换，意脉断裂等特征，显然也属于“顿挫”的范围。
综上所述，“沉郁顿挫”确是杜诗的总体风格。虽然“沉郁”风格的美学价值越来越为人重视，晚清词论家陈廷焯甚至将“沉郁”视为诗词的最高境界而且用它来品评众多的词人，但人们一提到“沉郁顿挫”就必然想起杜诗，可见这已经被公认是属于杜甫个人的。“沉郁顿挫”，这就是杜诗的独特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