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绍振:《记念刘和珍君》的抒情风格

孙绍振,1936年生,福建长乐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著有《文学创作论》《审美价值结构与情感逻辑》《美的结构》《怎样写小说》《直谏中学语文教学》等。

杂文式抒情:在曲折的逻辑中深化

文/孙绍振

鲁迅的散文,犀利的讽刺占大多数,抒情之作在比例上是比较低的。当然,收入《朝花夕拾》的文章,有相当多温暖的抒情,表现了鲁迅对童年时代周围小人物的宽容甚至热爱。然而在以冷峻为主的杂文中,这样的温情是很少见的。《记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记念》无疑是抒情的双璧。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两篇文章不断入选中学语文课本,解读文章不胜枚举,但质量普遍较低。

钱理群先生指出,原因就是过分把文章当做社会历史的反映。我想与此相关,但还有一点,就是对文本的抒情特点缺乏直接的分析。多数解读文章认为:抒情就是抒情,还有什么可分析的?其实,真正要把这两篇文章的好处弄清楚,非得从抒情的特点入手分析不可。本文就分析一下《记念刘和珍君》的抒情特点。

抒情,顾名思义,也就是把感情抒发出来。五四时的诗坛崇尚强烈的感情自然流泻,这是英国浪漫派诗人华兹华斯的主张,故当时的诗人常把感情强化、极端化。但是,鲁迅在文章开头,并不把感情作强化宣泄,而是某种程度地弱化,尽可能地收敛。

鲁迅对刘和珍的死是很悲愤的,为文就是要纪念刘和珍。但不同的是,在《朝花夕拾》里,因为有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就是不善的行为举止也可能成为带着诙谐的亲切回忆。《记念刘和珍君》是针对现实的批判和赞颂,战斗性就不能不渗透在抒情性之中。但是,它是一篇杂文,鲁迅一方面追求深邃、犀利,另一方面,为了艺术,又不能径情直遂、一览无余。藏匿锋芒,深化思绪于曲折的层次中,思绪在曲折的逻辑中出奇制胜地推演,就成了鲁迅杂文的一大创造。《记念刘和珍君》的抒情就带上了这样的特点。

文章一开头,鲁迅明显地避免直接流露自己的感情,不是把一腔悲愤倾泻出来,而是尽量抑制。他不屑于浪漫新诗那种感情倾泻之美,而是讲究散文的情感抑制之美,因抑制而深沉之美。

当有人建议“写一点东西”纪念死者的时候,他并没有说“这正合我意”之类,而是感觉似乎没有多大意义,死者并无在天之灵,并不能因而得到多少安慰,写了也“于死者毫不相干”。对死者无补,对生者该有价值了吧?然而,鲁迅说,就是对生者也只能“如此而已”。

这里正面表现的似乎并不是愤怒,而是无奈,似乎很消极的样子。这显然不是感情的全部,而仅仅是他感情的表层,或者说是与内在感情相反的一种外部效果,显示内部悲愤如此强烈,以致一般的抒写不足以显其志。

鲁迅反反复复抒发的感情,从性质上来说,是悲痛、悲愤、悲凉和悲哀的郁积。从表现形式来说,力避径情直遂,情思在曲折中展现。这种曲折还是多重的,写得沉郁顿挫,回肠荡气,文章开头这一段只是情思的序曲,极尽欲扬先抑之能事。

其一,感情本来是十分深厚的,但鲁迅却不惜用类似无情的字眼来形容: “无话可说”“沉默”。无话可说的原因是什么呢?太黑暗、太凶残,难以相信,无从表达;又因为心情的郁闷、情感的压抑,无以言表。

其二,鲁迅反复强调痛苦不单纯。首先是反动军阀政府难以置信的凶残,其次是反动文人谣言的卑劣,再次是感到自己是“苟活”“偷生”,用自己沉重的惭愧来代替对烈士的赞颂。

其三,期待着“忘却的救主”。这是鲁迅式的反语。不正面写回忆、清醒的痛苦,而写忘却的轻松。 “忘却”而成为“救主”,说明不忘却如何之痛苦。这里的“忘却”,后来在写《为了忘却的记念》里,又成为立意的关键,从反面显示了回忆之痛。内在的悲愤越是感到深沉,表层的知觉越是追求解脱。

其四,这种悲愤情感的复杂,以极其矛盾为特点。先是写与不写、有话与无话。忘却是最轻松的了,可是又很惭愧,而且这惭愧又很沉重,因为沉重而无以言说、沉默,然而,沉默者又正在为文。哀痛为文是庄重的,而作为献祭却是“菲薄”的。在忘却的救主到来之时,为文纪念也就成为想忘却又不能忘却的理由。这样的悲愤不但矛盾,而且在逻辑上非常曲折。这样丰富曲折的感情,如果用直接流泻的办法来表现,只能单纯地强化,而把情感简单化。

为了更清晰地看到这篇文章的情感特点,不妨与周作人同样纪念“三一八”的文章比较一下。周作人的《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在立场上和鲁迅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在情感的抒写上,也相当节制。同样哀悼自己学生的周作人,比之鲁迅更加回避激情,也就是在散文中追求情感的节制和凝重。他一直提醒自己要“冷静”,要理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感到哀悼“无用”,甚至说这批烈士是“白死”。

“切责段祺瑞贾德耀,期望国民军的话都已说尽,且已觉得都是无用的了,这倒使我能够把心思收束一下,认定这五十多个被害的人都是白死,交涉结果一定要比沪案坏得多……所以我可以把彻底查办这句梦话抛开……在首都大残杀的后五日,能够说这样平心静气的话了,可见我的冷静也还有一点哩。”

当代读者可能感到周作人这里说的“白死”太无情了。但是,一来,他和鲁迅一样,是反对学生游行的,都认为游行的代价太大。二来,所谓“白死”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对和军阀政府谈判的绝望。正面写死者入殓,也只是看见死者的面容“很安闲而庄严地沉睡着”,“不禁觉得十分可哀”,封棺的时候,在女同学出声哭泣之中, “陡然觉得空气非常沉重,使大家呼吸有点困难”。当时的周作人还没有堕落为汉奸,他的散文以苦涩为特点,一般的情感他都要抑制,何况是激情。两个散文大师,在抑制激情方面似乎有一种默契。

但是,周作人的节制情感有矛盾,不及鲁迅的深沉。历来论者多以周作人的文风“苦涩”,归于五四散文的另类风格,与鲁迅并列,不分轩轾。但后世的读者,更多欣赏鲁迅,对周作人的文风相当隔膜。我想其中原因,可能是他的情绪不及鲁迅丰富、矛盾和曲折。

鲁迅的丰富就在于,思绪总是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是强调忘却的轻松、不忘却的沉重,可是另一方面,又强调不忘却,正视现实的惨烈,不但是哀痛的,而且是幸福的: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

鲁迅优于周作人,除了情感曲折深沉,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直面淋漓的鲜血”。而鲁迅的“在正视”,展示了他抒情的另一个空间,那就是感情渗入叙事之中。以叙事的惨烈,隐含情感的强烈:鲁迅并不赞成游行,但,血案发生后,他的感情一再抑制。他并没有身临其境,却以描绘的现场感,把节制的情感释放出来:

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表面上是简略的叙述,带着新闻报道的客观姿态,但是,鲁迅选择的细节是雄辩性的, 寥寥数语,就表现了反动军阀的野蛮凶残。“从背部入”说明,并不是向前冲击,而是后退,说明射击并不是为了保卫执政府衙门。“中了四弹”,而且有“手枪”,说明是近距离的虐杀。特别是,对施援者的射击,对尚未死亡的女性,“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终于导致死亡。这就把新闻报道的摘录变成了中国历史家所强调的“实录”,变成了春秋笔法的“寓褒贬”,没有直接的判断,义愤尽在叙述之中。在此基础上,鲁迅开始了难得的直接抒情: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在医院里呻吟。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

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就是在直接抒情之中,也表现出鲁迅情感的深邃。“这是真的”“有尸骸为证”,好像是多余的,既然已经引用了,还要加上这一句,说明自己难以相信又不能不相信。这里,不但有正面的揭露,而且有反讽,如“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

鲁迅的深邃不但在于抒情,而且在于在抒情的基础上,提炼象征的形象: “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前面的细节,毕竟是细节,毕竟是个别的场景,而到这里,就变成了普遍现实和历史的象征。所谓象征,第一,是形象的总体代表,不但有此时的,而且有异时的,不但有中国的,而且有外国的,都凝聚到这个统一的形象中:一方面是“脸上有着血污”,一方面是自得地“昂起头来”。这个形象因为超越了具体的时间和空间而显得很有概括力度。第二,象征不但是情感的,而且是思想的载体,是思想的升华。

从这里,我们大致可以看出鲁迅情思脉络的曲折进程:1、情感的压抑,无以言表。2、感到自己是“苟活”“偷生”,用自己沉重的惭愧来代替对烈士的赞颂。3、期待“忘却”成为“救主”,提示不忘却如何之痛苦。4、在肯定“忘却”为救主之时,却为文纪念,表明想忘却又不能忘却,全文的核心思想就是不能忘却。这时正面进入文章的主题。5、不忘却就正视现实的淋漓的鲜血,这当然是哀痛的,但更是幸福的。6、转入直接抒情,然而却用了叙事的手法,悲歌与颂歌交织。7、再转入抒情,又有反讽,把描述转化为象征。8、最后又回归到抒情,然而抒情变成了哲理的格言,也就是情感脉络的最后转折,把情感与理性结合起来: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

这可以说是鲁迅的直接抒情。这种正面的抒情中又有某种理性,那就是从中理解了民族衰亡之根源在于惨象总是被流言所掩盖,也就是麻木总是窒息了清醒。这里是感情的高涨,还不是感情的高潮。

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这就不完全是感情,而且有哲理了。这里的哲理不是单纯的,而是双重的。一方面是沉默和爆发的矛盾和转化,另一方面是爆发和灭亡的矛盾和转化。从全文来说,这里的关键词发生了重大的转化,如果说前面的内容的关键词是“沉默”的话,这里就变成了“爆发”。以“爆发”为中心,向消极一方,是“沉默”“灭亡”,向积极一方,则是“灭亡”的反面。这是思想的转化,同时又是文章脉络的转折。这种转折的过程,正是全文的意脉流贯,是曲折中显深邃,在曲折中显示艺术手段的丰富。

然而,到这里,转折还不是最高潮。文章的最后,还有进一步升华: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这显然又是抒情了,这种抒情有一点浪漫,有一点夸张,甚至有一点鼓动性。这在鲁迅的文章里,可以说凤毛麟角。但是,这种鼓动性,并不像左翼文学中的标语口号那样粗暴。

鲁迅的悲歌与颂歌水乳交融,在转折之后还有转折,在曲折之后还有曲折: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

明明说了这么多话,又回到文章开头,“说不出话”,还要“呜呼”。这是抒情,抒发了一腔悲愤,仍然意犹未尽,无可诉说,所说出来的,不过是为了纪念烈士。而文章开头说过:所写“于死者毫不相干”,就是对生者也只能“如此而已”。悲痛实在太沉重了,文章并不能减轻其万一。正是在这种多层次的曲折和转化中,在激情和理性的曲折交融中,鲁迅的情感在紧缩中张扬,时而引而不发,时而铺张扬励,张弛有度,游刃有余,这正是鲁迅杂文的成熟风格,可以用杜甫形容自己诗作的“沉郁顿挫”来形容。

由此可知,这样的抒情与《朝花夕拾》中的抒情有多么大的不同,《朝花夕拾》的抒情是带着亲切的幽默的,而这里却是冷峻讽刺。这就是鲁迅杂文具有的超越时空的艺术感染力。如不从文本去分析内在情志的曲折与矛盾,而单纯从社会现实方面去评价,就只能看到时代背景的普遍性,却不可能洞察鲁迅杂文曲折深沉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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