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级语文下册
《经典常谈》章节内容概括
1、《〈说文解字〉第一》
文字可以增进人的能力，也可以增进人的巧诈。仓颉泄漏了天机，却将人教坏了。
2、《〈周易〉第二 》
八卦是圣物，辟邪还只是它的小神通；它的大神通在能够因往知来，预言吉凶。
3、《〈尚书〉第三》
《尚书》是中国最古的记言的历史。“尚”，“上”也，《尚书》据说就是“上古帝王的书”。
4、《〈诗经〉第四 》
诗的源头是歌谣。一个人高兴的时候或悲哀的时候，常愿意将自己的心情诉说出来，给别人或自己听。
5、《三礼第五》
儒家有拿礼来包罗万象的野心，他们认礼为治乱的根本，这种思想可以叫做礼治主义。
6、《〈春秋〉三传第六（〈国语〉附）》
“春秋”是古代记事史书的通称。古代朝廷大事，多在春、秋二季举行，所以记事的书用这个名字。
7、《四书第七》
规定这四种书，自然因为这些书本身重要，有人人必读的价值；规定朱注，也因为朱注发明书义比旧注好些，切用些。
8、《〈战国策〉第八》
“哪有游说人主不能得金玉锦绣，不能取卿相之尊的道理！”这正是战国策士的心思。
9、《〈史记〉〈汉书〉第九》
《史》《汉》二书所采者博，所择者精，组织的弘大，描写的曲达，同工异曲。二书并称良史，决不是偶然的。
10、《诸子第十》
一些才智之士，对于当前的情势，有种种的看法，有种种的主张；他们都想收拾那动乱的局面，让它稳定下来。
11、《辞赋第十一》
赋似乎是我国特有的体制。虽然有韵，而就它全部的发展看，却与文近些，不算是诗。
12、《诗第十二》
诗原是应试的玩意儿，诗又是供给乐工歌妓唱了去伺候宫廷及贵人的玩意儿。天下事物穷则变，变则通，诗也是如此。
13、《文第十三》
中国一切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语言的现代化也是自然的趋势，并不足怪的。
秦以前：战国末期，由于文字统一的需要，进而出现了仓颉造字的传说。
秦以后：始皇时，文字统一为小篆，又形成隶书；汉末时，隶书由椭圆变为扁方，称作“汉隶”；魏晋之际，隶书变为“正书”；晋至唐朝，又称为“隶书”，称“汉隶”为“八分书”；晋代正书简化形成“行书”，晋代也称为“楷书”，宋代又改称为“真书”。
战国末期道家、阴阳学说盛行，儒家借卦爻辞发扬儒家哲学，留存下来的便是《易传》；此外还有《文言》《系辞》两传；到了汉代，又新发现了《说卦》《序卦》《杂卦》三种传，后称为《逸易》。
《尚书》包括虞、夏、商、周四代，大部分是号令，就是向大众宣布的话，小部分是君臣相告的话。也有记事的，大都是战国末年人制作。
春秋时通行赋诗；孔子时代，用《诗》讨论做学问做人的道理；孔子以后，“《诗》三百”成为儒家的“六经”之一。
汉代学者所传习的有三种经和无数的“记”，三种经是《仪礼》《礼古经》《周礼》；“记”是儒家杂述礼制、礼制变迁的历史，或礼述之作。汉代的“记”很多，流传到现在的只有三十八篇《大戴记》和四十九篇《小戴记》。
三传为《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三传特别注重《春秋》的劝惩作用。三传解释经文时，常常不顾上下文穿凿附会起来；三传之中，公羊穀梁均以解经为主，左氏却以叙事为主，参考群籍，详述史事。
《四书》按照普通的顺序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是《易》《书》《诗》《礼》《春秋》。《礼记》里的《大学》，本是一篇东西，朱子给分成经一章，传十章，传是解释经的。《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的书，是子思记下来传给孟子的。书中所述的人生哲理，意味深长。《论语》是孔子弟子们记的，能够让读者学习许多做学问做人的道理:如“君子”“仁”“忠恕”，如“时习”“阙疑”“好古”“隅反”“择善”“困学”等，都是可以终身应用的。《孟子》据说是孟子本人和弟子公孙丑、万章等共同编定的。
战国时期诸国关系紧张，战争随时可起，担负外交的策士开始受到重用。当时各国所重的是威势，策士所说原不外战争和诈谋;但要因人因地进言，广博的知识和微妙的机智都是不可少的。汉代刘向在汉初著名说客蒯通整理和润饰的基础上，把这些策士的说辞，编成了《战国策》。
司马迁早年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他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汉人称为《太史公书》。《史记》体例有五：十二本纪，记帝王政迹，是编年的；十表，以分年略记世代为主；八书，记典章制度的沿革；三十世家，记侯国世代存亡；七十列传，类记各方面人物。
《史记》以后，续作很多，但不是偏私，就是鄙俗；班彪加以整理补充，著了六十五篇《后传》。
春秋末年，周王室衰弱，礼崩乐坏，在这个大变动当中，一些才智之士“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便是诸子之学，大部分可以称为“哲学”。诸子都出于职业的“士”。“士”本是封建制度里贵族的末一级，但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士”成了有才能的人的通称。
屈原是我国历史里永被纪念的一个人。《楚辞》中《离骚》和《九章》的各篇都是屈原放逐时所作。荀子的《赋篇》最早称“赋”。《赋篇》安排客主，问答成篇，开后来赋家的风气。《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分赋为四类。东汉后班固作《两都赋》，张衡仿作《二京赋》，晋左思作《三都赋》。
汉武帝立乐府，采集代、赵、秦、楚的歌谣和乐谱，以备传习唱奏。汉末，一般文体都走向整炼一路；晋代诗逐渐排偶化、典故化，玄言诗兴盛；唐代谐调发展，成立了律诗绝句；宋初的诗专学李商隐，末流只知道典故对偶；南宋的三大诗家都是从江西派变化出来的。
春秋时期列国交际频繁，外交言语关系国体和国家的利害更大，也称为“辞”；战国时代，游说之风大盛；孔子开了私人讲学之风，从此便有了私家著作；记事文也伴随着议论文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汉武帝时期盛行辞赋；梁昭明太子在《文选》中第一次提出“文”的标准；后出现佛典和义疏两种新文体；欧阳修和苏轼以后，古文成了正宗；宋代出现了“话本”；明清八股文盛行。
诗的源头是歌谣。上古时候，没有文字，只有唱的歌谣，没有写的诗。一个人高兴的时候或悲哀的时候，常愿意将自己的心情诉说出来。日常的言语不够劲儿，便用歌唱；一唱三叹的叫别人回肠荡气。唱叹再不够的话，便手也舞起来了，脚也蹈起来了，反正要将劲儿使到了家。碰到节日，大家聚在一起酬神作乐，唱歌的机会更多。或一唱众和，或彼此竞胜。传说葛天氏的乐八章，三个人唱，拿着牛尾，踏着脚，似乎就是描写这种光景的。歌谣越唱越多，虽没有书，却存在人的记忆里。有了现成的歌儿，就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随时拣一支合式的唱唱，也足可消愁解闷。若没有完全合式的，尽可删一些、改一些，到称意为止。流行的歌谣中往往不同的词句并行不悖，就是为此。可也有经过众人修饰，成为定本的。歌谣真可说是“一人的机锋，多人的智慧”了。
歌谣可分为徒歌和乐歌。徒歌是随口唱。徒歌也有节奏，手舞脚蹈便是帮助节奏的；可是乐歌的节奏更规律化些。到了《诗经》时代，有了琴瑟钟鼓，已是洋洋大观了。歌谣的节奏，最主要的靠重叠或叫复沓；本来歌谣以表情为主，只要翻来覆去将情表到了家就成，用不着废话。重叠可以说原是歌谣的生命，节奏也便建立在这上头。字数的均齐，韵脚的调协，似乎是后来发展出来的。有了这些，重叠才在诗歌里失去主要的地位。有了文字以后，才有人将那些歌谣记录下来，便是最初的写的诗了。
1.抒发情感（消愁解闷），酬神作乐（庆祝节日），唱和竞胜。
2.歌谣最初是个人心情的诉说；口集众人聚唱，歌谣增多；口经众人修饰，歌谣成为定本。
3.节奏要求不同：前者主要依靠重叠，后者主要依靠字数均齐、韵脚协调；传播方式不同：前者依靠口口传唱，后者借助文字记录。
宋代的“话本”是白话小说的老祖宗。话本是“说话”的底本；“说话”略同后来的“说书”，也是佛家的影响。唐代佛家向民众宣讲佛典故事，连带说唱，本子夹杂“雅言”和口语，叫做“变文”，“变文”后来也有说唱历史故事及社会故事的。“变文”便是“说话”的源头；“说话”里也还有演说佛典这一派。“说话”是平民的艺术；宋仁宗很爱听，以后便变为专业，大流行起来了。这里面有说历史故事的，有说神怪故事的，有说社会故事的。“说话”渐渐发展，本来由一个或几个同类而不相关联的短故事，引出一个同类而不相关联的长故事的，后来却能将许多关联的故事组织起来，分为“章回”了。这是体制上一个大进步。
话本留存到现在的已经很少，但还足以见出后世的几部小说名著，如元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明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承恩的《西游记》，都是从话本演化出来的；不过这些已是文人的作品，而不是话本了。就中《三国志演义》还夹杂着“雅言”，《水浒传》和《西游记》便都是白话了。这里除《西游记》以设想为主外，别的都可以说是写实的。这种写实的作风在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里得着充分的发展。《三国志演义》等书里的故事虽然是关联的，却不是联贯的。到了《红楼梦》，组织才更严密了；全书只是一个家庭的故事。虽然包罗万有，而能“一以贯之”。这不但是章回小说，而且是近代所谓“长篇小说”了。白话小说到此大成。
2.根据文段提供的相关信息，仿照示例，为“近代长篇小说”下一个定义。（3分）
示例：章回小说是由“说话”发展、将许多同类且相关联的短故事组织起来的一个长故事。
1.介绍了白话小说的起源和形成（过程）。（答出“起源”1分，“形成（过程）”1分）
2.示例：近代长篇小说是指由文人撰写、组织严密（或：“故事联贯”“一以贯之”）的章回小说。（近代长篇小说的性质“章回小说”（答“一个长故事”也可）1分；近代长篇小说的特点2分，其中“文人撰写”1 分，“组织严密”1分）
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这是很明达的议论。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本书所谓经典是广义的用法，包括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一些集部；要读懂这些书，特别是经、子，得懂“小学”，就是文字学，所以《说文解字》等书也是经典的一部分。我国旧日的教育，可以说整个儿是读经的教育。经典训练成为教育的唯一的项目，自然偏枯失调；况且从幼童时代就开始，学生食而不化，也徒然摧残了他们的精力和兴趣。新式教育施行以后，读经渐渐废止。民国以来虽然还有一两回中小学读经运动，可是都失败了，大家认为是开倒车。另一方面，教育部制定的初中国文课程标准里却有“使学生从本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的话，高中的标准里更有“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的话。初、高中的国文教材，从经典选录的也不少。可见读经的废止并不就是经典训练的废止，经典训练不但没有废止，而且扩大了范围，不以经为限，又按着学生程度选材，可以免掉他们囫囵吞枣的弊病。这实在是一种进步。
我国经典，未经整理，读起来特别难，一般人往往望而生畏，结果是敬而远之。朱子似乎见到了这个，他注“四书”，一种作用就是使“四书”普及于一般人。他是成功的，他的“四书”注后来成了小学教科书。又如清初人选注的《史记菁华录》，价值和影响虽然远在“四书”注之下，可是也风行了几百年，帮助初学不少。但到了现在这时代，这些书都不适用了。我们知道清代“汉学家”对于经典的校勘和训诂贡献极大。我们理想中一般人的经典读本——有些该是全书，有些只该是选本、节本——应该尽可能的采取他们的结论：一面将本文分段，仔细的标点，并用白话文作简要的注释。每种读本还得有一篇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导言。这需要见解、学力和经验，不是一个人一个时期所能成就的。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一些《学生国学丛书》，似乎就是这番用意，但离我们理想的标准还远着呢。理想的经典读本既然一时不容易出现，有些人便想着先从治标下手。顾颉刚先生用浅明的白话文译《尚书》，又用同样的文体写《汉代学术史略》，用意便在这里。这样办虽然不能教一般人直接亲近经典，却能启发他们的兴趣，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这部小书也只是向这方面努力的工作。如果读者能把它当作一只船，航到经典的海里去，编撰者将自己庆幸，在经典训练上，尽了他做尖兵的一份儿。可是如果读者念了这部书，便以为已经受到了经典训练，不再想去见识经典，那就是以筌为鱼，未免辜负编撰者的本心了。
3.“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你怎样理解“文化”的含义？
5.从下列作品中任选一部，分析它为什么是“经典”。（不超过50字）
学校国文教室的黑板上常常写着如下一类的粉笔字：“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学生看了，就抄在笔记簿上。
学期考试与入学考试，国文科常常出如下一类的测验题目：“《史记》何人所作？《资治通鉴》何人所作？”“什么叫‘四书’？什么叫‘四史’？”“司马相如何代人？杜甫何代人？他们有哪一方面的著作？”与考的学生只消写上人名、书名、朝代名就是。写错了或者写不出当然没有分数。
曾经参观一个中学，高中三年级上“中国文学史”课，用的是某大学的讲义《中国文学史要略》，方讲到隋唐。讲义中提及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杜佑的《通典》、王通的《中说》等，没有记明卷数，教师就一一写在黑板上，让学生一一抄在本子上。在教室里立了大约半点钟，没听见教师开一声口，只看见他写的颇为老练的一些数目字。
书籍名、作者名、作者时代、书籍卷数，不能不说是一种知识。可是，学生得到了这种知识有什么受用，咱们不妨想一想。参与考试，如果遇到这一类的测验题目，就可以毫不迟疑地答上去，取得极限的分数，这是一种受用。还有呢？似乎没有了。在跟人家谈话的当儿，如果人家问你“什么叫‘四史’？”你回答得出就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你的脸上自然也会有一副踌躇满志的神色，可惜实际上谈话时候把这种问题作话题的并不多。
另外一派人不赞成这种办法，说这种办法毫无道理，不能叫学生得到真实的受用。这个话是千真万确的。他们主张，学生必须跟书籍直接打交道，好比朋友似的，你必须跟他混在一块，才可以心心相通，彼此影响，仅仅记住他的尊姓大名，就与没有这个朋友一样。这个话当然也没有错，可是他们所说的书籍范围很广，差不多从前读书人常读的一些书籍，他们主张现在的学生都应该读。而且，他们开起参考书目来就是一大堆，就说《史记》吧，关于考证史事的有若干种，关于评议体例的有若干种，关于鉴赏文笔的有若干种。他们要学生自己去摸索，把从前人走过的路子照样走一遍，结果才认识《史记》的全貌，这儿就有问题了。范围宽广，从前读书人常读一些书籍都拿来读，跟现代的教育宗旨合不合，是问题。每一种书籍都要由学生自己去摸索，时间跟能力够不够，又是问题。这些问题不加注意，徒然苦口婆心地对学生说：“你们要读书啊！”其心固然可敬，可是学生还是得不到真实的受用。
现代学生的功课，有些是从前读书人所不做的，如博物、理化、图画、音乐之类。其他的功课，就实质说，虽然就是从前读书人学的那一些，可是书籍不必再用从前人的本子了。一部历史教本就可以摄取历代史籍的大概，经籍子籍的要旨，这自然指编撰得好的而言。现在有没有这样好的教本，那是另一问题。试问为什么要这么办？为的是从前书籍浩如烟海，现代的学生要做的功课多，没有时间一一去读它。为的是现代切用的一些实质，分散在潜藏在各种书籍里，让学生淘金似的去淘，也许淘不着，也许只淘着了一点儿。尤其为的是从前的书籍，在现代人看来，有许多语言文字方面的障碍。先秦古籍更有脱简错简，传抄致误，清代学者校勘的贡献虽然极大，但是否完全恢复了各书的原样，谁也不敢说定。现代学生不能也不应个个劳费精力在训诂校勘上边，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为实质的吸收着想，可以干脆说一句，现代学生不必读从前的书。只要历史教本跟其他学生用书编撰得好，教师和帮助学生的一些人们又指导得法，学生就可以一辈子不读《论语》《庄子》，却能知道孔子、庄子的学说；一辈子不读《史记》《汉书》，却能明晓古代的史迹。
可是，有些书籍的实质和形式是分不开的，你要了解它，享受它，必须面对它本身，涵泳得深，体味得切，才有得益。譬如《诗经》，就不能专取其实质，翻为现代语言，让学生读“白话诗经”。翻译并不是不能做，并且已经有人做过，但到底是另外一回事；真正读《诗经》，还得直接读“关关雎鸠”。又如《史记》，作为历史书，尽可用“历史教本”“中国通史”之类来代替；但是它同时又是文学作品，作为文学作品，就不能用“历史教本”“中国通史”之类来代替，从这类书里知道了楚汉相争的史迹，并不等于读了《项羽本纪》。我想，要说现代学生应该读些古书，理由应该在这一点上。
还有一点，如朱自清先生在这本《经典常谈》的序文里说的，“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这是很明达的议论。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一些古书，培育着咱们的祖先，咱们跟祖先是一脉相承的，自当尝尝他们的营养料，才不至于无本。若讲实用，似乎是没有，有实用的东西都收纳在各种学科里了；可是有无用之用。这可以打个比方，有些人不怕旅行辛苦，道路几千，跑上峨嵋金顶看日出，或者跑到甘肃敦煌，看石窟寺历代的造像跟壁画。在专讲实用的人看来，他们干得完全没有实用，只有那股傻劲儿倒可以佩服。可是他们从金顶下来，打敦煌回转，胸襟扩大了，眼光深远了，虽然还是各做他们的事儿，却有了一种新的精神。这就是所谓无用之用。读古书读的得其道，也会有类似的无用之用。要说现代学生应该读些古书，这是一个理由。
这儿要注意，“现代学生应该读些古书”，万不宜忽略“学生”两字跟一个“些”字。说“学生”，就是说不是专家，其读法不该跟专家的一样（大学里专门研究古书的学生当然不在此限）。说“些”，就是说分量不能多，就是从前读书人常读的一些书籍也不必全读。就阅读的本子说，最好辑录训诂校勘方面简明而可靠的定论，让学生展卷了然，不必在一大堆参考书里自己去摸索。就阅读的范围说，最好根据前边说的两个理由来选定，只要精，不妨小，只要达到让学生见识一番这么个意思就成。这本《经典常谈》的序文里说：“我们理想中一般人的经典读本——有些该是全书，有些只该是选本节本——应该尽可能地采取他们的结论；一面将本文分段，仔细地标点，并用白话文作简要的注释。每种读本还得有一篇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导言。”现代学生要读些古书，急切需用这样的读本。口口声声嚷着学生应该读古书的先生们，似乎最适宜负起责任来，编撰这样的读本。可是他们不干，只是“读书啊！读书啊！”地直嚷；学生实在没法接触古书，他们就把罪名加在学生头上，“你们自己不要好，不爱读书，叫我有什么办法？”我真不懂得他们的所以然。
朱先生的《经典常谈》，却是负起这方面的责任来的一本书，它是一些古书的“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导言”。谁要知道某书是什么，它就告诉你这个什么，看了这本书当然不就是读了古书，可是古书的来历，其中的大要，历来对于该书有什么问题，直到现在为止，对于该书已经研究到什么程度，都可以有个简明的概念。学生如果自己在一大堆参考书里去摸索，费力甚多，所得未必会这么简明。因这本书的导引，去接触古书，就像预先看熟了地图跟地理志，虽然到的是个新地方，却能头头是道。专家们未必看得起这本书，因为“这中间并无编撰者自己的创见，编撰者的工作只是编撰罢了”（序文中语）；但是这本书本来不是写给专家们看的，在需要读些古书的学生，这本书正适合他们的理解能力跟所需分量。尤其是“各篇的讨论，尽量采择近人新说”（序文中语），近人新说当然不单为它“新”，而为它是最近研究的结果，比较可作定论，使学生在入门的当儿，便祛除了狭陋跟迂腐的弊病，是大可称美的一点。
这本书所说经典，不专指经籍，是用的“经典”二字的广义，包括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一些集部，共十三篇。把目录抄在这儿：《说文解字》第一；《周易》第二；《尚书》第三；《诗经》第四；“三礼”第五；“《春秋》三传”第六（国语附）；“四书”第七；《战国策》第八；《史记》《汉书》第九；诸子第十；辞赋第十一；诗第十二；文第十三。前头十一篇都就书讲；末了“诗”“文”两篇却只叙述源流，不就书讲，“因为书太多了，没法子一一详论，而集部书的问题也不像经、史、子那样重要，在这儿也无需详论”（序文中语）。
朱自清先生曾在《论大学国文选目》一文中说：“大学国文不但是一种语文训练，而且是一种文化训练。……文从字顺是语文训练的事，辞明理达便是文化训练的事。……所谓文化训练就是使学生对于物，对于我，对于今，对于古，更能明达。”他认为应该把语文教育的目的确立在使学生了解本国固有文化并且提高学生欣赏文学的能力上，重视语文教育的思想性。认为语文教育既是语文训练，同时更是文化训练。这些表述虽然针对当时的大学教育而发，显然对当今语文教育业有着相似的启发意义。
而作为语文老师，我意识到，对于传统文化，我积淀太少。利用暑假时间，我读完了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用先生的话说“我国经典，未经整理，读起来特别难，一般人往往望而生畏，结果是敬而远之”。必须得惭愧地承认，即使本身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对书中提到的有些经典书籍我也未曾认真读过。读过先生的《经典常谈》，觉得似乎经典不是想象的那么枯燥无趣，只是我还没找到法门，没有真正走到经典的大路上去。当然，我也谨记先生教诲：“如果读者念了这部书，便以为已经受到了经典训练，不再想去见识经典，那就是以荃为鱼，未免辜负编撰者的本心了。”
读了本书，我发现我关于部分经典的一些文学常识的认识是不准确的。比如，先生在介绍《说文解字》时提到的关于“仓颉造字说”的一些看法，之前我一直也知道凭仓颉一人之力，创造出整个汉字体系是不可能的，那是神话传说，但我并没有探究这个传说的成因和其中深意，先生的解释让我觉得醍醐灌顶：“抬出一个造字的圣人，实在是统一文字的预备工夫。”原来对待传说，我们不光应该知道其然，更可以探究其所以然，这样才能自己发现读书的乐趣。他还指出，“‘史籀’是‘书记必读’的意思，只是书名，不是人名”，正好指出了我的错误认识。
先生的提出的一些观点也为我提供了思考问题的新角度。比如先生在介绍《说文解字》时提出“形声字才该叫做字，‘字’是‘孽乳而渐多’的意思”，还提出“文字可以增进人的能力，也可以增进人的巧诈”，而“天雨粟，鬼夜哭”说的是人有了文字，会变机灵，会争着去做那些容易赚钱的商人，辛辛苦苦去种地的人变少了。天怕人不够吃的，所以降下米来让他们存着救急，鬼也害怕这些机灵人用文字控制他们，所以夜里嚎哭。虽然这种解释本身就有神话传说的成分，但细细想来，确实是讲出来人之本性特点。
再如传奇是最先有结构的小说，文人创作传奇，“原来只是向科举的主考官介绍自己的一种门路”，当时的应举之人在考试之前，得请达官显贵向主考官介绍自己，介绍的方式就是先呈上正经文章，再呈些有趣味的杂文如传奇等，因为“传奇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人又爱看”，所以传奇就逐渐流传开了。这么看来，传奇的广为流传，跟当年词的逐渐兴盛的过程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词，不也是先作为当时大部分读书人不屑的“流行歌曲”的形式出现，逐渐在坊间流传，之后逐步被一些有影响力的文人墨客接受，才作为一项的文学创作登上大雅之堂的嘛！
“经典常谈”，其实更多地还是包含着“经典导读”这更深一层次的含义。当下，年轻一代对我们华夏文化的关注越来越少，能以这样的方式来为我们的古代文化做一个诠释、代言，一定程度上也能让我们的华夏文化得以更好地流传。而先生是真正阅读过经典之后才为大家认真介绍这些经典书目的，他知道读者常见的误区在哪里，他也知道读者一般读不下去的原因在哪里。他是真正从经典中读出了趣味，也知道如何带领读者寻觅经典的有趣之处，知道趣味导读的重要性，知道如何带领读者在趣味阅读中，汲取经典的营养与力量。
总之，朱自清先生的这部《经典常谈》确实激起了我对这些经典的阅读兴趣，即使书中提到的一些书我之前草草阅读过，现在也是有再细读的迫切需求。因为先生向我们展示了所站角度不同，思考方向不同，同一部经典会给人带来不同的审美趣味。先生的导读也启示我们，阅读应该自己寻求阅读的趣味性，可以从先生的导读开始，但也要主动发掘阅读的趣味，这样阅读兴趣才能得以持续，才能展开真正的阅读，也才能获得更多的阅读的愉悦与满足。感谢先生的这部书，提醒我，对一些经典的阅读我还是荒疏了，阅读经典的乐趣竟然被我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