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二岁出来，在外头生活了将近四十五年，才觉得我们那个县城实在是太小了。不过，在天涯海角，我都为它骄傲，它就应该是那么小，那么精致而严密，那么结实。
它也实在是太美了，以至以后的几十年我到哪里也觉得还是我自己的故乡好；原来，有时候，还以为可能是自己的偏见。最近两次听到新西兰的老人艾黎说：“中国有两个最美的小城，第一是湖南凤凰，第二是福建的长汀……”他是以一个在中国生活了将近六十年的老朋友说这番话的，我真是感激而高兴。
我那个城，在湘西靠贵州省的山坳里。城一半在起伏的小山坡上，有一些峡谷，一些古老的森林和草地，用一道精致的石头城墙上上下下地绣起一个圈来圈住。
圈外头仍然那么好看，有一座大桥，桥上层叠着二十四间住家的房子，晴天里晾着红红绿绿的衣服，桥中间是一条有瓦顶棚的小街，卖着奇奇怪怪的东西。
桥下游的河流拐了一个弯，有学问的设计师在拐弯的地方使尽了本事，盖了一座万寿宫，宫外左侧还点缀一座小白塔。于是，成天就能在桥上欣赏好看的倒影。
城里城外都是密密的、暗蓝色的参天大树，街上红石板青石板铺的路，路底有下水道，蔷薇、木香、狗脚梅、橘柚，诸多花果树木往往从家家户户的白墙里探出枝条来。
关起门，下雨的时候，能听到穿生牛皮钉鞋的过路人丁丁丁地从门口走过。还能听到庙檐四角的“铁马”风铃丁丁当当的声音。下雪的时候，尤其动人，因为经常一落即有二尺来厚。
最近我在家乡听到一位苗族老人这么说，打从县城对面的“累烧坡”半山下来，就能听到城里“哄哄哄”的市声，闻到油炸粑粑的香味。实际上那距离还在六七里之遥。
城里多清泉，泉水从山岩石缝里渗透出来，古老的祖先就着石壁挖了一眼一眼壁炉似的竖穹，人们用新竹子做成的长勺从里头将水舀起来。年代久远，泉水四周长满了羊齿植物，映得周围一片绿，想起宋人赞美柳永的话“有井水处必有柳词”，我想，好诗好词总是应该在这种地方长出来才好。
我爸爸在县里的男小学做校长，妈妈在女小学做校长。妈妈和爸爸都是在师范学校学音乐美术的，不知道什么时候爸爸用他在当地颇有名气的拿手杰作通草刻花作品去参加了一次“巴拿马赛会”（天晓得是一次什么博览会），得了个铜牌奖，很使他生了一次大气（他原冀得到一块大金牌的）。虽然口昧太高，这个铜牌奖毕竟使他增长了怀才不遇的骄傲快感。
这个人一直是自得其乐的。他按得一手极复杂的大和弦风琴，常常闭着眼睛品尝音乐给他的其他东西换不来的快感。以后的许多潦倒失业的时光，他都是靠风琴里的和弦与闭着的眼睛度过的。我的祖母不爱听那些声音，尤其不爱看我爸爸那副“与世无争随遇而安”的神气，所以一经过聒噪的风琴旁边时就嘟嘟囔囔，说这个家就是让这部风琴弄败的。可是这风琴却是当时本县惟一的新事物。
妈妈一心一意还在做她的女学校校长，也兼美术和音乐课。从专业上说，她比爸爸差多了，但人很能干，精力尤其旺盛。每个月都能从上海北京收到许多美术音乐教材。
她教的舞蹈是很出色而大胆的，记得因为舞蹈是否有伤风化的问题和当地的行政长官狠狠地干过几仗，而都是以她的胜利告终。她第一个剪短发，第一个穿短裙，也鼓励她的学生这么做。在当时的确是颇有胆识的。
看过几次电影，《早春二月》那些歌，那间学校，那几位老师，那几株桃花李花，多么像我们过去的生活！
再过一段时候，爸爸妈妈的生活就寥落了，从外头回来的年轻人代替了他们。他们消沉，难过，以为是某些个人对不起他们。他们不明白这就是历史的规律，后浪推前浪啊！
不久，爸爸到外地谋生去了，留下祖母和妈妈支撑着摇摇欲坠的自古相传的“古椿书屋”。每到月底，企盼着从外头寄回来的一点点打发日子的生活费。
有一天傍晚，我正在孔庙前文星街和一群孩子进行一场简直像真的厮杀的游戏，忽然一个孩子告诉我，你们家来了个北京客人！
我从来没亲眼见过北京客人。我们家有许许多多北京上海的照片，那都是我的亲戚们寄回来让大人们觉得有意思的东西，对孩子来说，它又不是糖，不是玩意，看看也就忘了。这一次来的是真人，那可不是个随随便便的事。
这个人和祖母围着火炉膛在矮凳上坐着，轻言细语地说着话，回头看见了我。
“这是老大吗？”那个人问。
“是呀！”祖母说，“底下还有四个咧！真是旺丁不旺财啊！”
“喂！”我问，“你是北京来的吗？”
“怎么那样口气？叫二表叔！”祖母说，“是你的从文表叔！”
我笑了，在他周围看了一圈，平平常常，穿了件灰布长衫。
“嗯……你坐过火车和轮船？”
他点点头。
“那好！”我说完马上冲出门去，继续我的战斗。一切一切都那么淡漠了。
几年以后，我将小学毕业，妈妈叫我到四十五里外的外婆家去告穷，给骂了一顿，倒也在外婆家住了一个多月。
有一天，一个中学生和我谈了一些很深奥的问题，我一点也不懂，但我即将小学毕业，不能在这个中学生面前丢人，硬着头皮装着对答如流的口气问他，是不是知道从凤凰到北京要坐几次轮船和几次火车？
他好像也不太懂，这教我非常快乐。于是我又问他知不知道北京的沈从文？他是我爸爸的表弟，我的表叔。
“知道！他是个文学家，写过许多书，我有他的书，好极了，都是凤凰口气，都是凤凰事情，你要不要看？我有，我就给你拿去！”
他借的一本书叫做《八骏图》，我看了半天也不懂，“怎么搞的？见过这个人，又不认得他的书？写些什么狗皮唠糟的事？老子一点也不明白……”我把书还给那个中学生。
“怎么样？”
“唔、唔、唔。”
许多年过去了。
我流浪在福建德化山区里，在一家小瓷器作坊里做小工。
我还不明白世界上有一种叫做工资的东西，所以老板给我水平极差的三顿伙食已经十分满足。有一天，老板说我的头发长得已经很不像话，简直像个犯人的时候，居然给了我一块钱。我高高兴兴地去理了一个“分头”，剩下的七角钱在书店买了一本《昆明冬景》。
我是冲着“沈从文”三个字去买的。钻进阁楼上又看了半天，仍然是一点意思也不懂。这我可真火了。我怎么可以一点也不懂呢？就这么七角钱？你还是我表积，我怎么一点也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呢？七角钱，你知不知道我这七角钱要派多少用场？知不知道我日子多不好过？我可怜的七角钱。
德化的跳蚤很多，摆一脸盆水在床板底下，身上哪里痒就朝哪里抓一把，然后狠狠往床下一摔，第二天，黑压压一盆底跳蚤。
德化出竹笋，柱子般粗一根，山民一人抬一根进城卖掉买盐回家。我们买来剁成丁子，抓两把米煮成一锅清粥，几个小孩一口气喝得精光，既不饱，也不补人，肚子给胀了半天，胀完了，和没有吃过一样。
半年多，我大腿跟小腿都肿了起来，脸也肿了；但人也长大了……我是在学校跟一位姓吴的老师学的木刻，我那时是很自命不凡的，认为既然刻了木刻，就算是有了一个很好的倾向了。
听说金华和丽水的一个木刻组织出现，就连忙把自己攒下来的一点钱寄去，算是入了正道，就更是自命不凡起来，而且还就地收了两个门徒。
甚惋惜的是，那两位好友其中之一给拉了壮丁，一个的媳妇给保长奸污受屈，我给他俩报了仇，就悄悄地离开了那个值得回忆的地方，不能再回去了。
在另一个地方遇见了一对夫妇，他们善心地收留我，把我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这个家真是田园诗一样善良和优美。我就住在他们收藏极丰富的书房里，那些书为我所有，我贪婪地吞嚼那些广阔的知识。
夫妇俩给我文化上的指引，照顾我受过伤的心灵，深怕伤害了我极敏感的自尊心，总是小心地用商量的口气推荐给我系统性的书本。
“你可不可以看一下威尔斯的《世界史纲》，你掌握了这一类型的各种知识，就会有一个全局的头脑。你还可以看看他写书的方法……”
“我觉得你读一点中外的历史、文化史，你就会觉得读起别的书来更有本领，更会吸收……”
“……莱伊尔的《普通地质学》和达尔文《在贝尔格军舰上的报告书》之类的书，像文学一样有趣，一个自然科学家首先是个文学家这多好！是不是？”
“……波特莱尔是个了不起的诗人，多聪明机智，是不是？但他的精神上是有病的，一个诗人如果又聪明能干，精神又健康多好！”
“不要光看故事，你不是闲人；如果你要写故事，你怎么能只做受感动的人呢？要抓住使人感动的许许多多的艺术规律，你才能够干艺术工作。你一定做得到……”
将近两年，院子的红梅花开了两次，我背着自己做的帆布行囊远远地走了，从此没有再回到那个温暖的家去。他们家的两个小孩都已长大成人，而且在通信中知道还添了一个美丽的女孩。这都是将近四十年前的往事了。
我默祷那些活着的和不在人世的善良的人过得好，好人迟早总是有好报的，遗憾的是，世上的许多好人总是等不到那一天……在两位好人家里的两年，我过去短短的少年时光所读的书本一下子都觉醒了，都活跃起来。生活变得那么有意思，几乎是，生活里每一样事物，书本里都写过，都歌颂或诅咒过。
每一本书都有另一本书做它的基础，那么一本一本串联起来，自古到今，成为庞大的有系统的宝藏。
以后，我拥有一个小小的书库，其中收集了从文表叔的几乎全部的著作。我不仅明白了他书中说过的话，他是那么深刻地了解故乡土地和人民的感情，也反映出他青少年时代储存的细腻的观察力和丰富的语言的魁力，对以后创作起过了不起的作用。对一个小学未毕业的人来说，这几乎是奇迹；而且坚信，人是可以创造奇迹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只身来到上海，生活困难得相当可以了，幸好有几位前辈和好友的帮助和鼓舞，正如伊壁鸠鲁说过的“欢乐的贫困是美事”，工作还干得颇为起劲。
先是在一个出版社的宿舍跟一个朋友住在一起，然后住到一座庙里，然后又在一家中学教音乐和美术课。那地方在上海的郊区，每到周末，我就带着一些划好的木刻和油画到上海去，给几位能容忍我当时年轻的狂放作风的老人和朋友们去欣赏。
记得曾经有过一次要把油画给一位前辈看看的时候，才发现不小心早已把油画遗落在公共汽车上了。生活穷困，不少前辈总是一手接过我的木刻稿子一手就交出了私人垫的预支稿费。记得一位先生在一篇文章里写过这样的话：“大上海这么大，黄永玉这么小。”天晓得我那时才二十一岁。
我已经和表叔沈从文开始通信。他的毛笔蝇头行草是很著名的，我收藏了将近三十年的来信，好几大捆，可惜在令人心疼的前些日子，都散失了。有关传统艺术系统知识和欣赏知识，大部分是他给我的。
那一段时间，他用了许多精力在研究传统艺术，因此我也沾了不少的光。他为我打开了历史的窗子，使我有机会沐浴着祖国伟大传统艺术的光耀。在一九四六年或是一九四七年，他有过一篇长文章谈我的父母和我的行状，与其说是我的有趣的家世，不如说是我们乡土知识分子在大的历史变革中的写照。
表面上，这文章有如山峦上抑扬的牧笛与江流上浮游的船歌相呼应的小协奏，实质上，这文章道尽了旧时代小知识分子与小山城相互依存的哀哀欲绝的悲惨命运。
我在傍晚的大上海的马路上买到了这张报纸，就着街灯，一遍又一遍地读着，眼泪湿了报纸，热闹的街肆中没有任何过路的人打扰我，谁也不知道这哭着的孩子正读着他自己的故事。
朋友中，有一个是他的学生，我们来往得密切，大家虽穷，但都各有一套蹩脚的西装穿在身上。记得他那套是白帆布的，显得颇有精神。他一边写文章一边教书，而文章又那么好，使我着迷到了极点。
人也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简直是浑身的巧思。于是我们从“霞飞路”来回地绕圈，话没说完，又从头绕起。和他同屋的是一个报社的夜班编辑，我就睡在那具夜里永远没有主人的铁架床上。床年久失修，中间凹得像口锅子。据我的朋友说，我窝在里面，甜蜜得像个婴儿。
那时候我们多年轻，多自负，时间和精力像希望一样永远用不完。我和他时常要提到的自然是“沈公”。我以为，最了解最敬爱他的应该是我这位朋友。如果由他写一篇有关“沈公”的文章，是再合适也没有的了。
在写作上，他文章里流动着从文表叔的血型，在文字功夫上他的用功使当时大上海许多老人都十分惊叹。我真为他骄傲。所以我后来不管远走到哪里，常常用他的文章去比较我当时读到的另一些文章是不是蹩脚？
在香港，我呆了将近六年。在那里欢庆祖国的解放。与从文表叔写过许许多多的信。解放后，他是第一个要我回北京参加工作的人。不久，我和梅溪带着一架相机和满满一皮挎包的钞票上北京来探望从文表叔和婶婶以及两个小表弟了。那时他的编制还在北京大学，而人已在革命大学学习。记得婶婶在高师附中教书，两个表弟则在小学上学。
我们呢！年轻到了家，各穿着一套咔叽布衣服，充满了简单的童稚的高兴。见到民警也务必上前问一声好，热烈地握手。
表叔的家在沙滩中老胡同宿舍。一位叫石妈妈的保姆料理家务。我们为北方每天三餐要吃这么多面食而惊奇不已。
我是一个从来不会深思的懒汉。因为“革大”在西郊，表叔几乎是“全托”，周一上学，周末回来，一边吃饭一边说笑话，大家有一场欢乐的聚会。好久我才听说，表叔在“革大”的学习，是一段非常奇妙的日子。他被派定要扭秧歌，要过组织生活。
有时凭自己的一时高兴，带了一套精致的小茶具去请人喝茶时，却受到一顿奚落。他一定有很多作为一个老作家面对新事物有所不知、有所彷徨困惑的东西，为将要舍弃几十年所熟悉用惯的东西而深感惋惜痛苦。
他热爱这个崭新的世界，从工作中他正确地估计到将有一番开拓式的轰轰烈烈、旷古未有的文化大发展，这与他素来的工作方式很对胃口。他热爱祖国的土地和人民，但新的社会新的观念对于他这个人能有多少了解？这需要多么细致地分析研究而谁又能把精力花在这么微小的个人哀乐上呢？在这个大时代里多少重要的工作正等着人做……
在那一段日子里，从文表叔和婶婶一点也没有让我看出在生活中所发生的重大的变化。他们亲切地为我介绍当时还健在的写过《玉君》的杨振声先生，写过《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的废名先生，至今生气勃勃、老当益壮的朱光潜光生，冯至先生。记得这些先生当时都住在一个大院子里。
两个表弟那时候还戴着红领巾，我们四人经过卖冰棍摊子时，他们还客气地做出少先队员从来不嗜好冰棍的样子，使我至今记忆犹新。现在他们的孩子已经跟当时的爸爸一般大了，真令人唏嘘……我们在北京住了两个月不到就返回香港，通信中知道表叔已在“革大”毕业，并在历史博物馆开始新的工作。
两年后，我和梅溪就带着七个月大的孩子坐火车回到北京。
那是北方的二月天气。火车站还在大前门东边，车停下来，一个孤独的老人站在月台上迎接我们。找们让幼小的婴儿知道：“这就是表爷爷啊！”
从南方来，我们当时又太年轻，什么都不懂，只用一条小小的薄棉绒毯子包裹着孩子，两只小光脚板露在外边，在广东，这原是很习见的做法，却吓得老人大叫起来：“赶快包上，要不然到家连小脚板也冻掉了……”
从文表叔十八岁的时候也是从前门车站下的车，他说他走出车站看见高耸的大前门时几乎吓坏了！
“啊！北京，我要来征服你了……”
时间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
比他晚了十年，我已经二十八岁才来到北京。
时间是一九五三年二月。
我们坐着古老的马车回到另一个新家，北新桥大头条十一号，他们已离开沙滩中老胡同两年多了。在那里，我们寄居下来。
从文表叔一家老是游徙不定。在旧社会他写过许多小说，照一位评论家的话说“叠起来有两个等身齐”。那么，他该有足够的钱去买一套四合院的住屋了，没有；他只是把一些钱买古董文物，一下子玉器，一下子宋元旧锦、明式家具……精精光。买成习惯，送也成习惯，全搬到一些博物馆和图书馆去。有时连收条也没打一个。人知道他无所谓，索性捐赠者的姓名也省却了。
现在租住下的房子很快也要给迁走的。所以住得很匆忙，很不安定，但因为我们到来，他就制造一副长住的气氛，免得我们年轻的远客惶惑不安。晚上，他陪着我刻木刻，看刀子在木板上运行，逐渐变成一幅画。他为此而兴奋，轻声地念叨一些鼓励的话……
他的工作是为展品写标签，无须乎用太多的脑子。但我为他那精密之极的脑子搁下来不用而深深惋惜。我多么地不了解他，问他为什么不写小说；粗鲁的逼迫有时使他生气。
一位我们多年尊敬的、住在中南海的同志写了一封信给他，愿意为他的工作顺利出一点力气。我从旁观察，他为这封回信几乎考虑了三四年，事后恐怕始终没有写成。凡事他总是想得太过朴素，以至许多年的话不知从何谈起。
保姆石妈妈的心灵的确像块石头。她老是强调从文表叔爱吃熟猪头肉夹冷馒头。实际上这是一种利用老人某种虚荣心的鼓励，而省了她自己做饭做菜的麻烦。
从文表叔从来是一位精通可口饭菜的行家，但他总是以省事为宜，过分的吃食是浪费时间。每次回家小手绢里的确经常胀鼓鼓地包着不少猪头肉。
几十年来，他从未主动上馆子吃过一顿饭，没有这个习惯。当他得意地提到有限的几次宴会时——徐志摩、陆小曼结婚时算一次，郁达夫请他吃过一次什么饭算一次，另一次是他自己结婚。我没有听过这方面再多的回忆。那些日子距今，实际上已有半个世纪。
借用他自己的话说：“美，总不免有时叫人伤心……”
什么力量使他把湘西山民的朴素情操保持得这么顽强，真是难以相信，对他自己却早已习以为常。
我在中央美术学院教学的工作一定，很快地找到了住处，是在北京东城靠城边的一个名叫大雅宝的胡同，宿舍很大，一共三进院子。头一间房子是李苦禅夫妇和他的岳母，第二间是董希文一家，第三间是张仃夫妇。然后是第二个院子，第一家是我们，第二家是柳维和，第三家是程尚仁。
再是第三个院子，第一家是李可染，第二家是范志超，第三家是袁迈，第四家是彦涵，接着就是后门了。院子大约有大大小小三十多个孩子。一来我们是刚从香港回来的，行动和样子都有点古怪，引起他们的兴趣；
再就是平时我喜欢跟孩子一道，所以我每天要有一部分时间跟他们在一起。我带他们一道玩，排着队，打着扎上一条小花手绢的旗帜上公园去。现在，这些孩子都长大了，经历过不少美丽和忧伤的日子。直到现在，我们还保持了很亲密的关系。
我搬家不久，从文表叔很快也搬了家，恰好和我们相距不远，他们有三间房，朝南都是窗子，卧室北窗有一棵枣树横着，映着蓝天，真是令人难忘。
儿子渐渐长大了，每隔几天三个人就到爷爷家去一趟。爷爷有一具专装食物的古代金漆柜子，儿子一到就公然地面对柜子站着，直到爷爷从柜子里取出点什么大家吃吃为止。令人丧气的是，吃完东西的儿子马上就嚷着回家，为了做说服工作每一次都要花很多工夫。
从文表叔满屋满床的画册书本，并以大字报的形式把参考用的纸条条和画页都粘在墙上。他容忍世界上最噜苏的客人的马拉松访问，尤其仿佛深怕他们告辞，时间越长，越热情越精神的劲头使我不解，因为和我对待生熟朋友的情况竟如此相似。
有关于民族工艺美术及其他史学艺术的著作一本本出来了，天晓得他用什么时间写出来的。
婶婶像一位高明的司机，对付这么一部结构很特殊的机器，任何情况都能驾驶在正常的生活轨道上，真是神奇之至。两个人几乎是两个星球上来的，他们却巧妙地走在一道来了。
没有婶婶，很难想像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又要严格，又要容忍。她除了承担全家运行着的命运之外，还要温柔耐心引导这长年不驯的山民老艺术家走常人的道路。困为从文表叔从来坚信自已比任何平常人更平常，所以形成一个几十年无休无止的学术性的争论。
婶婶很喜欢听我讲一些有趣的事和笑话，往住笑得直不起身。这里有一个秘密，作为从文表叔文章首席审查者，她经常为他改正许多错别字。婶婶一家姐妹的书法都是非常精彩的，但她谦虚到了腼腆的程度，面对着称赞往往像是身体十分不好受起来，使人简直不忍心再提起这件事。
那时候，《新观察》杂志办得正起劲，编辑部的朋友约我为一篇文章赶着刻一幅木刻插图。
那时候年轻，一晚上就交了卷。发表了，自己也感觉弄得太仓促，不好看。为这幅插图，表叔特地来家里找我，狠狠地批了我一顿：
“你看看，这像什么？怎么能够这样浪费生命？你已经三十岁了。没有想像，没有技巧，看不到工作的庄严！准备就这样下去？……好，我走了……”
这给我的打击是很大的。我真感觉羞耻。将近三十年，好像昨天说的一样，我总是提心吊胆想到这些话，虽然我已经五十六岁了。
在从文表叔家，常常碰到一些老人：金岳霖先生、巴金先生、李健吾先生、朱光潜先生、曹禺先生和卞之琳先生。他们相互间的关系温存得很，亲切地谈着话，吃着客人带来的糖食。
印象较深的是巴老伯（家里总那么称呼巴金先生），他带了一包鸡蛋糕来，两个老人面对面坐着吃这些东西，缺了牙的腮帮动得很滑稽，一面低声地品评这东西不如另一家的好。巴先生住在上海，好些时候才能来北京一次，看这位在文学上早已敛羽的老朋友。
金岳霖先生的到来往往会使全家沸腾的。他一点也不像在世纪初留学英国的洋学生，而更像哪一家煤厂的会计老伙计。长长的棉袍，扎了腿的棉裤，尤其怪异的是头上戴的罗宋帽加了个自制的马粪纸帽檐，里头还贴着红纸，用一根粗麻绳绕在脑后捆起来。
金先生是从文表叔的前辈，表弟们都叫他“金爷爷”。这位哲学家来家时不谈哲学，却从怀里掏出几个其大无匹的苹果来和表弟家里的苹果比赛，看谁的大（当然就留下来了）。或者和表弟妹们大讲福尔摩斯。老人们的记忆力真是惊人，信口说出的典故和数字，外行几乎不大相信其中的准确性。
表叔自己记性也非常好，但谈论现代科学所引用的数字明显地不准确，虽然是聊天，孩子们却很认真，抓着辫子就不放手，说爷爷今天讲的数字很多相似。表叔自己有时发觉了也会笑起来说：“怎么我今天讲的全是‘七’字？”（七十辆车皮，七万件文物，七百名干部调来搞文物，七个省市……）“文化大革命”时，那些“管”他的人员要他背毛主席语录，他也是一筹莫展。
我说他有非凡的记忆力，所有和他接触过的年轻朋友是无有不佩服的。他曾为我开过一项学术研究的一百多个书目，注明了出处和卷数以及大约页数。
他给中央美院讲过古代丝绸锦缎课，除了随带的珍贵古丝绸锦缎原件之外，几乎是空手而至，站在讲台上把近百的分期的断代信口讲出来。
他那么热衷于文物，我知道，那就离开他曾经朝夕相处近四十年的小说生涯越来越远了。解放后出版的一本《沈从文小说选集》序言中有一句话：“我和我的读者都行将老去。”
听起来真令人伤感……
有一年我在森林，我把森林的生活告诉他，不久就收到他一封毛笔蝇头行草的长信，他给我三点自己的经验：一、充满爱去对待人民和土地。二、摔倒了，赶快爬起来往前走，莫欣赏摔倒的地方耽误事，莫停下来哀叹。三、永远地、永远地拥抱自己的工作不放。
这几十年来，我都尝试着这么做。
有时候，他也讲俏皮话——
“有些人真奇怪。一辈子写小说，写得好是应该的，不奇怪；写得不好倒真叫人奇怪。”
写小说，他真是太认真了，十次、二十次地改。文字音节上，用法上，一而再的变换写法，薄薄的一篇文章，改三百回根本不算一回事。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我们两家是颠簸在波浪滔天的大海中的两只小船，相距那么远，各有各的波浪。但我们总还是找得到巧妙的机会见面。使我惊奇的是，从文表叔非常坚强洒脱，每天接受批斗之外，很称职地打扫天安门左边的历史博物馆的女厕所（对年纪大的老人比较放心）。
真是人人熟悉的一段漫长的经历。
我的爱人也变了另一个样，过去从学校到学校，没有离开过家门，连老鼠也害怕的人，居然帮着几家朋友处理起家务来了。
表叔一生几十年收藏的心爱的书、家具，满堆在院子里任人践踏，日晒雨淋。由我爱人一个决心，论斤地处理掉了。骑着自行车，这家料理，那家帮忙，简直是一反常态，锻炼得很了不起的精明能干，把几家人的担子全挑在肩膀上，过了这么些年。
我们一有机会就偷偷地见面。也有大半年没有见面的时候，但消息总是非常灵通的。
生活变化多端，有一个规律常常使我产生信仰似的尊敬。那就是真正的痛苦是说不出口的，且往往不愿说。比如，在战场上，身旁的战友突然死去，有谁口头细致地对人描述过这些亲身的经历、描述那个逐渐走近死亡的战友的痛苦煎熬的过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描述总有个情感能承受的极限。它不牵涉到描述才能问题。
聪明的莱辛把这个道理在艺术理论范畴里阐述得很透彻（见《拉奥孔》），但有一点我还在考虑，照他说： “为什么拉奥孔在雕刻里不哀号，而在诗里却哀号？”
又说：“为什么诗不受上文的局限？”
依我看，莱辛和他列举的诸般中外诗人是不是经历过痛苦的极限的生活？我不知道；知道了，肯不肯写到头，那又是一回事。用现实生活印证，雕塑和诗的描写深广度应该是一致的。
从文表叔一家和我们一家在那个年代的生活，我就不想说得太多了。因为这不仅仅是我们两家的事。在太具体、太现实的“考验”面前，往往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抽象，只靠一点点脆弱的信念活下去，既富于哲理，也极端蒙昧。
不久，从文表叔就下乡了。走之前，他把他积留下来的一点点现金，分给所有的孩子们，我们也得到一份。这真是一个悲壮的骊歌。他已经相信，再也不可能回到多年生活过的京华了。
他走得非常糊涂，到了湖北咸宁，才清醒过来，原来机关动员下乡的几十个人，最后成为下乡现实的就只老弱病三个人。几乎是给一种什么迷药糊里糊涂弄到咸宁去的。真用得上“仿徨”两个字。那么大的机关只来一个老高知和另外二老弱病，简直不成气候。吊儿郎当，谁也不去理会他。他也管不着任何人。
幸好，我说幸好是婶婶早三个月已跟着另一个较齐整的机构到了咸宁，从文表叔作为“家属”被“托”在这个有点慈善性质的机构里，过了许多离奇的日子。在这多雨泥泞遍地的地方，他写信给我时，居然说：
“……这儿荷花真好，你若来……”
天晓得！我虽然也在另一个倒霉的地方，倒真想找个机会到他那儿去看一场荷花……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他的确是受到锻炼，性格上撒开了，“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派他看菜园子，“……牛比较老实，一轰就走；猪不行，狡诈之极，外像极笨，走得飞快。貌似走了，却冷不防又从身后包抄转来，……”
还提到史学家唐兰先生在嘉鱼大江边码头守砖，钱锺书先生荣任管仓库钥匙工作，吴世昌先生又如何如何……每封信充满了欢乐情趣，简直令人嫉妒。为那些没有下去的人深感惋惜。
这段时间，仅凭记忆，写下了《中国服饰史》稿的补充材料。还为我的家世写了一个两万余字的“楔子”。《中国服饰史》充满着灿烂的文采、严密的逻辑性以及美学价值，以社会学、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阐明艺术的发展和历史趋势（这部巨型图录性的著作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不久恐将问世）。
那个“楔子”，从文表叔如果在咸宁多呆上五年，就会连接成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当然，留下那个“楔子”就已经很好，我宁愿世界没有这部未完成的小说，也不希望从文表叔在咸宁多呆上一天。在那种强作欢悦的忧郁生活中，对一位具有细腻心地的老年人说来，是不适宜维持过久的。
咸宁有个地方也叫双溪，当然跟金华的那个双溪是两码事，从文表叔呆在那里不少日子了。我几次想在信上提一提李清照的词《武陵春》：“……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都深感自己可耻的残忍。这不是诗情大发的时候！
几年之后，我们全家在北京站为表叔举行一个充满温暖的归来仪式。“楔子”不必继续写下去了，“要爷爷，不要‘红楼梦’！”（孩子们把那部未完成的小说代号为“红楼梦”），能够健康地回来，比一切都好。
原来的三间房子已经变成一间，当然，比一切都没有要好得多。回忆前几年的生活，谁不珍惜眼前的日子呢？
再过半年，婶婶作为退休也回来了，从文表叔得到一些关心，在另一条两里远的胡同里，为他们增加了一个房间。要知道，当时关心人的人，自己的生活也是颇不稳定的，所以这种微薄的照顾是颇显得具有相儒以沫的道义的勇气和美感的。
于是，表叔婶一家就有了一块“飞地”了，像以前的东巴基斯坦和西巴基斯坦一样。从文表叔在原来剩下的那间房间里为所欲为，写他的有关服饰史和其他一些专题性的文章，会见他那批无止无休的不认识的客人。把那小小的房间搅得天翻地覆，无一处不是书，不是图片，不是零零碎碎的纸条。任何人不能移动，乱中有致，心里明白，物我混为一体。
床已经不是睡觉的床，一半堆随手应用的图书。桌子只有稍微用肘子推一推才有地方写字。夜晚，书躺在躺椅上，从文表叔就躺在躺椅上的书上。这一切都极好，十分自然。恩格斯说过：“……除了真实的细节之外，还应注意典型环境的典型性格……”在这里，创作的三个重要元素都具备了。
不管是冬天或夏天的下午五点钟，认识这位“飞地”总督的人，都有机会见到他提着一个南方的带盖的竹篮子，兴冲冲地到他的另一个“飞地”去。他必须到婶婶那边去吃晚饭，并把明早和中午的两餐饭带回去。
冬天尚可，夏天天气热，他屋子特别闷热，带回去的两顿饭很容易变馊的。我们担心他吃了会害病。他说：
“我有办法！”
“什么办法？”因为我们家里也颇想学习保存食物的先进办法。
“我先吃两片消炎片。”
从文表叔许许多多回忆，都像是用花朵装点过的，充满了友谊的芬芳。他不像我，我永远学不像他，我有时用很大的感情去咒骂、去痛恨一些混蛋。他是非分明，有泾渭，但更多的是容忍和原谅。所以他能写那么好的小说。我不行，忿怒起来，连稿纸也撕了，扔在地上践踏也不解气。但我们都是故乡水土养大的子弟。
十八岁那年，他来到北京找他的舅舅——我的祖父。那位老人家当时在帮熊希龄搞香山慈幼院的基本建设工作，住在香山，论照顾，恐怕也没有多大的能力。从文表叔据说就住在城中的湖南会馆面西的一间十分潮湿长年有霉味的小亭子间里。到冬天，那当然是更加凉快透顶的了。
下着大雪，没有炉子，身上只两件夹衣，正用旧棉絮裹住双腿，双手发肿、流着鼻血在写他的小说。
敲门进来的是一位清瘦个子而穿着不十分讲究的、下巴略尖而眯缝着眼睛的中年人。
“找谁？”
“请问，沈从文先生住在哪里？”
“我就是。”
“哎呀……你就是沈从文……你原来这么小。……我是郁达夫，我看过你的文章，好好地写下去……我还会再来看你。……”
听到公寓大厨房炒菜打锅边，知道快开饭了。“你可吃包饭？”
“不。”
邀去附近吃了顿饭，内有葱炒羊肉片，结账时，一共约一元七角多，饭后两人又回到那个小小住处谈谈。
郁达夫走了，留下他的一条浅灰色羊毛围巾和吃饭后五元钞票找回的三元二毛几分钱。表叔俯在桌上哭了起来。
从文表叔有时也画画，那是一种极有韵致的妙物，但竟然不承认那是正式的作品，很快地收藏起来，但有时又很豪爽地告诉我，哪一天找一些好纸给你画些画。我知道，这种允诺是不容易兑现的。
他自然是极懂画的，他提到某些画、某些工艺品高妙之处，我用了许多年才醒悟过来。
他也谈音乐，我怀疑这七个音符组合的常识他清不清楚。
但是他明显地理解音乐的深度，用文学的语言却阐述得非常透彻。
“音乐、时间和空间的关系。”
他也常常说，如果有人告诉他一些作曲的方法，一定写得出非常好听的音乐来。这一点，我特别相信，那是毫无疑问的。但我的孩子却偷偷地笑爷爷吹牛，他们说：“自然咯！如果上帝给我肌肉和力气，我就会成为大力士……”
孩子们不懂的是，即使有了肌肉和力气的大力士，也不一定是个杰出的智慧的大力士。
契诃夫说过写小说的极好的话：“好与坏都不要叫出声来。”
这几乎是搞文学的基本规律和诀窍，也标志了文学的深广度和难度。
从文表叔的书里从来没有——美丽呀！雄伟呀！壮观呀！幽雅呀！悲伤呀！……这些词藻的泛滥，但在他的文章里，你都能感觉到它们的恰如其分的存在。
他的一篇小说《丈夫》，我的一位从事文学几十年的，和从文表叔没有见过面的前辈，十多年前读到之后，深受感动，他说：“……这篇小说真像普希金说过的，‘伟大的俄罗斯的悲哀’……”
跟表叔的第三次见面是最令人难忘的了。经历的生活是如此漫长、如此浓郁，那么彩色斑斓；谁也没有料到，而恰好就把我们这两代表亲拴在一根小小的文化绳子上，像两只可笑的蚂蚱，在崎岖的道路上做着一种逼人的跳跃。
我们那个小小山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常常令孩子们产生奔赴他乡的献身的幻想。从历史角度看来，这既不协调且充满悲凉，以至表叔和我都是在十二三岁时背着小小包袱，顺着小河，穿过洞庭去“翻阅另一本大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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