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师表》解读：一片忠心昭日月

相国好做  相父难为

曾 娟

读《陈情表》不哭者为不孝，读《出师表》不哭者为不忠，可见其文感人至深。“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出师一出赢得了无数后世人赞誉，人们在读《出师表》时，不仅赞赏其文的至情至理，更赞美其人的至忠至诚，作者的生平所为与文章的内容形成完美的融合，成就了一段佳话。

无论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民间,诸葛亮向来是位大红大紫的风云人物，是一个绝好相国。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作为蜀汉丞相，被描述为半仙之体，可以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成为了公认的智慧神的最杰出化身。而《三国志》中的诸葛亮，更比较客观真实些，是一代才华出众的杰出名相，做为谋士、师爷、军师、丞相的诸葛亮，为辅佐刘备，在血雨腥风中打出了三足鼎立的天下，建立了蜀国，战功赫赫，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

诸葛亮的智慧无人能敌，堪比管仲乐毅；勤政为国无人能敌，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报先帝，忠陛下”，他是一个无比忠臣之臣，也是一个万分感恩之士。然而，在刘备白帝城托孤辞世后，诸葛亮以相父身份，辅佐幼主刘禅之时，虽然把蜀国治理得相当不错，提高了国力与军力，政绩辉煌卓然。但诸葛亮此时也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埋下了蜀国亡国的祸根——因为他忽视了对刘禅从政素质的培养与锻炼，子不教，父之过，刘禅日后的腐败昏庸无能，身为相父的诸葛亮是难辞之咎的。

写《出师表》时诸葛亮46岁，刘禅20岁，距离刘备托孤已4年，在这几年中，刘禅虽然继位，但并不自立，根本还没达到做国君的要求，更不具备治理国家的能力。排除刘禅先天的原因，后天对他的教育、引导不够，是导致其孱弱无能的根本原因。诸葛亮在表文当中充满了忧虑，就像一个不放心的家长嘱咐即将远行的孩子，更不亚于刘备的托孤。按理，大将出征，给皇帝上表，应多表决心，多谈歼敌策略，而诸葛亮的表文中却不谈这些，似乎有一千个不放心，那么，为什么如此忧虑呢，“知子莫若父”，诸葛亮对刘禅的能力了如指掌，刘禅存在哪些不足，哪些方面需要加强，表文中都有侧面体现，“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可看出刘禅对事情缺乏明断，制度不严，赏罚不公；“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之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可变相看出刘禅不会识人用人，此乃统治者大忌；“亲贤臣，远小人”可看出刘禅缺乏是非判断，奸忠难辨；“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更能看出刘禅对蜀国目前严峻的形势和未来的走势没有任何预见。这样的君主怎能兴复汉室，怎么不令人担忧。

勤奋精明的家长，懒惰无能的孩子。这样的家庭组合常会出现，究其原因，就是家长在教育上出了问题。诸葛亮整日为国事操劳，不可谓不勤劳；神机妙算，不可谓不精明。刘备托孤后，诸葛亮实为蜀国不是皇帝的皇帝，摄军政大权于一身，独立支撑着蜀国大厦的相父，很多事情全权代劳，不给刘禅锻炼的机会，不注重刘禅能力的培养，最终导致的结果，必然是使其变成“扶不起的阿斗”。

历朝历代对王朝继承人的教育都十分重视，都会选全国最有学问最贤能的人做继承人的老师，蜀汉也不例外。然而给皇子做老师还好办一些，但皇子变身皇上之后，事情就不好办了，老师的身份就很尴尬了。君就是天，臣就是地，等级观念不容参杂别的东西。刘禅虽称诸葛亮为相父，但诸葛亮却不敢以“父”自尊。诸葛亮一生谨慎，尤其是受刘备托孤之后，总揽朝中一切事务，更不敢有越格之想，更不能因自己的举动让别人说出闲话，诸葛亮此时很难做，所以我们看出师表中的话语，“今当远行，临表涕零”，更像是一个家长苦口婆心地嘱咐不太懂事的孩童，交代的事可谓面面俱到，唯恐遗漏。

纵观历史，小皇帝初立，要么太后垂帘，要么权臣辅政，而能把小皇帝成功立起的不多。西汉霍光，受先王托孤，敢为废立之事，小皇帝不听话就换掉，够狠够绝；大清太后慈禧，把光绪帝攥在手中，使之动弹不得，够毒够辣。这两者，诸葛亮都是做不来的，两者都违背了先王的初衷，都没有尽到辅佐的职责。而像窦太后扶起汉武，孝庄扶起康熙，这样的成功案例不多。然窦太后与孝庄太后都与小皇帝有血缘关系，是真正的长辈，这一点诸葛亮自然比不了。按照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来说，有了血缘关系就是有了一种信任，没有血缘关系自然就会感到有段距离，再加之君臣之间这种特殊的地位差别，所以托孤大臣有时并非不想尽责，而是各种观念的因素令其不敢放开去做，束手束脚是难免的，诸葛亮也不例外。我们再看中国封建王朝对皇帝的问题处理上唯一的办法就是“谏”，没有其它办法，在一人独大的时代，权大于法，君权至上的观念高于一切制度，皇上圣明那还可以听进去，还能去解决问题，但又有几个如李世民般开明，能听一听就已经不错了。大臣说的做的稍稍过分一点，不仅别人会说其有篡逆之为，就是自己内心也会认为是大逆不道。所以产生的结果要么是篡位，要么就是听之任之。诸葛亮肯定意识到了刘禅的不足，但公务的繁忙让他无暇顾及小皇帝的教育，更不可能制定出一套可行的教育方法，所以只能是遇事多啰嗦两句，权当教导了。至于小皇帝听不听，那绝不是诸葛亮能控制的了。

刘备托孤于诸葛亮，我想刘备也并不是让刘禅“吃饱睡好”而已，而是至少让蜀汉政权得以延续，占据一方，从这个角度来说，诸葛亮对刘禅的“扶起”是失职的。

《出师表》中十三次提到“先帝”，几乎每说一层意思就提一次，推荐人才时说“先帝简拔以遗陛下”“先帝称之曰能”；劝谏亲贤远小时说“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说职责时“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表决心时说“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如此频繁提先帝，到底为何？其实这背后一方面体现的是诸葛亮对刘备的忠诚，更主要的是能看出诸葛亮的难处。面对皇帝，而且是一个如此无能的皇帝，他这个“相父”实在不好办，说深了不行，诸葛亮的为人绝不会做出些许不敬之举，说浅了又等于没说，既然之前就没有好好教育，现在只能频频把“先帝”搬出来，以期达到更佳的效果。就像一个妈妈在管不听话的孩子时常打别人的旗号说“等你爸回来的”“你们老师说了……”以期有点作用，可是这种做法实在是没有什么作用。

纵观诸葛亮的一生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合格“相国”；但细览《出师表》全文，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诸葛亮的难处，这个“相父”实在是难为啊。

结束语：当年“长啸一声舒怀襟” 一为解救天下苍生，二为报答知遇之恩。只道“丈夫在世当有为，为民播下太平春”，于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悲剧似早已经注定。但卫瓘于伯约终前有言:天命所致，非将军之罪也；马徽亦言:孔明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惜哉。也许我们也只能感叹：忠节不忘三顾之情，多劳不负托孤之重，此诚为后世之师也，壮哉孔明。如吾皆能如孔明“仰观与俯察，韬略胸中存”，皆有其胆识与胸怀，才干与担当，中华民族定能永立不败之地。

              语词“失度”现“真”“胆”

——读《出师表》的几点体会

李胜红

三国云烟情义重，是非功过后人评。知其不可莫作为，古今混沌一片黑。英雄豪杰之士，当为乱世而生，即使慷慨悲壮而终难圆满，也定将驱散笼罩在浩瀚历史长空的几份阴霾，使匍匐其中的人们找到前行的力量。胆小如鼠者必苟安一隅，如高尔基笔下之企鹅，最悲剧的倒不是害怕雷电风雨，而是直接拒绝接受外在客观变化，以及惮于做出应对变化的细微反应。苟延残喘者获取片刻的平安绝非难事，而更大的耻辱将来的更为紧迫。

古往今来人尽知，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言逆耳”的说法无不道尽人际交往的巨大障碍，在等级极度森严的专制时代，君臣对话，客观存在着语词“失真”现象，“指鹿为马”式君臣对话，尤其盛行于吏治腐败，王朝气韵式微之际。在三国势均力敌，各方都对彼此虎视眈眈的危机时刻，谁能创造“亲贤臣”的政治清明，谁就能焕发新的活力，一代贤相诸葛亮绝对深谙此道。余秋雨先生从文学的角度认为，“真实的诸葛亮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历史上获得超常名声，多半是因为这篇《出师表》。”[1]笔者以为，诸葛亮之所以能够“获得超常的名声”，不仅仅局限于《出师表》的文学价值，更重要的是，诸葛亮在“表”中语词的“失度”，则更多呈现出其个人胆识和个性至真。

刘勰《文心雕龙》曾把诸葛亮《出师表》与孔融《荐祢衡表》并列美誉：“孔明之辞后主，志尽文畅。虽华实异旨，并一时之英也。”如果没有至真性情，虚情假意岂能成为“一时之英”？唐代诗圣杜甫：“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宋代学者赵与时《宾退录》：“读诸葛孔明《出师表》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也。”孔明表文中“临表涕零”，绝非政治家的掩饰或逢场作戏，而是出于达天下、济苍生政治宏愿的赤子情怀，故而令后世与之有共同情怀的诗圣杜甫以及学者赵与时，产生情感共鸣，不禁落泪。陆游《书愤》：“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文天祥《正气歌》亦云：“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英雄之胆识，至真品质，以及未完成济苍生的悲壮，令后世百代或尊为典范，或扼腕长叹，而今日却有薄英雄之喧嚣（愚忠说），比如西安市委党校历史学教授胡觉照建议将诸葛亮的《出师表》撤出中学语文课本，他认为诸葛亮的《出师表》力主北伐的主要动因是，“要报恩于刘禅。表现出的是一种愚忠”，“对于没有完全辨别能力的初中生来讲，容易形成‘愚忠’思想”[2]。此种说法实为不当苛责之声。

《隆中对》中，我们惊诧于孔明的那份浪漫潇洒，以及遇“知己”表现出的胆识与率真：不出茅庐，敢度天下大事。我们也更无限仰望《出师表》里，那个明知不可为而坚持有胆为之的两代老臣。“有胆为之”不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英雄人物顺应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有胆为之”，一定程度上能够推动历史的车轮向前滚动。

《出师表》中，诸葛亮至真性情，达天下、济苍生的胆识缘于：

第一，“兴复汉室”的政治约定。伯牙子期以琴会意，玄德孔明以志言情。史学家陈寿在《隆中对》里，略带感性的历史笔法，从他者的视角陈述诸葛亮不同凡响之处：躬耕于陇亩，好为《梁父吟》，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我们认为，比于管仲、乐毅的人才，怎能沉溺于乱世，岂不永远平庸？诸葛亮自号“卧龙”，当“卧龙”选择为“真龙”刘备出山，显然，此时常“卧”绝对不是孔明的态度。即使刘备病故，年过天命之年的孔明，《出师表》字里行间铿锵有力，表文从头至尾，每一个字都迸发出积极作为的勇气和担当。而刘备自称汉朝皇室后裔，有志于天下，但屡遭挫折，急需贤才出谋划策。“凡三往”“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不论是出自于历史学家的准确记述，还是《出师表》中，诸葛亮的清晰动情讲述。都充分说明他们彼此之间心照不宣的“热烈期待”。从《隆中对》记述二人的对话，以及《出师表》中诸葛亮明知不可为而坚持为之的魄力，我们能够看出，刘备，诸葛亮君臣之间共同存在着超越个人功利的宏图大志。故而，即使已经形成相对平衡的三方鼎力局势，但诸葛亮依旧在表文一开始，就直言“此危急存亡之秋”。英雄异于凡夫俗子之处，就在于能洞察秋毫，推泼助澜。于是，“兴复汉室”就成了他们的政治约定，即使刘备已故，也正是这份约定，也鞭策孔明必须要有充分的胆识有意为之。

其次，“三顾茅庐”建立了君臣充分的信任。根据《三国志先主传》里的描述：“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我们从中得知，有君王之气度的刘备，礼贤下士，能够做到“举国托孤于诸葛亮”，且“心神无贰”，是基于危难之际，君臣二人互为知己建立起来的充分信任，这份信任远远超出囿于功名利禄的个人之私，足见他们之间的心理默契超越君臣伦理。而在笔者看来，刘、诸葛这种超越君臣关系的根本就是“济天下”的儒家思想。身处乱世，能够忍辱负重，忘怀个人得失成败，超越个人功名利禄，心忧苍生，胸怀天下者，英雄也。当历史的车轮周期性滚入一个迂回曲折的路段时，就会出现此类英雄人物，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刘备后来永安病笃时，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于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刘备言辞绝对诚恳，作为割据一方的君王，胸中是否会有对当前和未来局势的充分把握？谁会愿意将自己毕生创立的基业，因感情一时冲动，而毁于一旦？做出国事决定，当深思熟虑之后所为。同时，作为父亲，定当熟知子嗣是否有经天纬地之才。刘备在弥留之际，果断将国事托付于诸葛亮，是“心神无贰”的一种胆识。而对于诸葛亮来说，则是“知遇之恩”、“兴复汉室”、另加“托孤重臣”三者叠加在一起，在诸葛亮心目中成了一种巨大的使命感。事实上，这种使命感同时又是一种限制，必须心无旁骛，否则遗臭万年。

第三，客观上君权与相权实力对比发生重大倾斜。关、张二人先于刘备而去，待刘备病故，后主刘禅皇权孱弱。《三国志 诸葛亮传》记述刘备死后，刘禅遵照遗嘱，奉诸葛亮为相父，封武乡侯，“开府治事”，且“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既然政事“咸决于亮”，那么为何北伐之前还要多此一举，写一篇《出师表》，且又情感浓烈，循循善诱。我们认为，“咸决于亮”不等于取而代之，相反，诸葛亮一诺千金，没有走董卓、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道路。完全可以“自取”，但绝对遵守诺言，勤恳谨勉辅佐后主刘禅。同时，我们发现“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说明皇权在政事中缺位，而相权“越位”迹象突出。诸葛亮相权“越位”是在极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存在的，这个历史背景，就是当时的三国割据势力的力量对比。任何一方内部出现混乱，整个形势就会发生巨大变化。另外，《出师表》也一再表明诸葛亮相权的“越位”是在尊重皇权的前提之下进行的。如果说此时相权已经取代皇权，那么《出师表》完全没有必要那么言辞恳切，且又情动于衷。但是，我们也分明感受到，诸葛亮相权的格外强势。

达天下、济苍生的政治宏愿，遇知己、负重托的巨大使命感，集于孔明一身。已过天命之年的诸葛亮负载前行，拒绝苟安于巴蜀一隅，冲破重重阻碍，说服后主刘禅，立下军令状，力主北伐。《出师表》字字珠玑，力度，温度，以至于“失度”，每一“度”都是那么激荡又热烈，每一“度”又无不体现着孔明至真性情。

“表”一开篇，就以雷霆万钧之势，供出先帝之“遗德”，意欲激活刘禅的慵懒情感，以此修正国事。《出师表》全文624个字，13次提到先帝。在后主面前，多次言及先帝，一方面是着力体现先帝之志，先帝之德和先帝之恩泽。另外，又暗示刘禅，整顿国事，顺利北伐，不是为了一己之私，而是为了巩固扩大刘氏基业，实现“兴复汉室”的先帝之志。同时，意在表明先帝遗德就是国之方针，含蓄的以“忠孝”观念鞭策刘禅必须约束自己的言行，遵从先帝遗德。“反复地阐明，这是代先帝立言，而不是自己有多高明”，必须执行。表的一开头，就将先帝摆在首位，面对“存亡之秋”，侍卫之臣，忠志之士的努力奋斗都是“追先帝之殊遇”。表中，诸葛亮出言必先讲先帝，“归隐”自己，并不是以先帝力压刘禅，而是想以委婉的方式，循循善诱刘禅，能够惦念其父创业的初衷和艰难，励精图治。睿智的诸葛亮应该会意识到，自己强力为之一旦失利，将遭遇时人和后世历史的双重非议否定，但他依旧舍弃个人荣辱功过，忠心谏言后主刘禅，在广开言路，选人用人，治理宫中府中，军务等方面，反复提醒刘禅，要向先帝学习。

委婉中不失严厉，“宜”有深意，“悉”太硬气。诸葛亮从二十六岁就开始全力辅佐刘备，写《出师表》时已经四十六岁，与后主刘禅年龄差距二十七岁。即使如此，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君臣对话，要顾及皇权威仪，臣必须讲究言语的尺度。而诸葛亮给刘禅的表中，言语严厉，甚至越位的词语反复出现。“宜”作为动词，在古汉语中的解释为：应该，应当。《出师表》开篇两段连用五个“宜”，另附加“诚”和“不”，我们分明感觉到此时孔明语气的勉强委婉，更多的则是强硬地表态。福建师大孙绍振先生认为，诸葛亮在《出师表》中，“一上来，就没有多少褒扬的话，倒是充满不客气的话”，说明《出师表》“倒是有一点与其说是规劝不如说是训斥的口气”。另外，因自己出师北伐，又再三叮嘱已是成人的刘禅，要求政务，军务都要咨询自己指派的人。连用两个“悉以咨之”，“悉”是全、都的意思。凡事都“悉以咨之”，莫非“相父”真把成人刘禅当成“政治婴孩”？这是否有点漠视刘禅作为帝王的政治尊严。同时，我们发现，这些语气显得严厉的词语，所叙内容都事关一个君王最基本的能力素质。笔者以为，诸葛亮此时的胆识缘于“存亡之秋”的特殊历史境遇，和“追先帝之殊遇”的强烈使命感，使得他顾不上外在的君臣之礼，以至于言辞出现或严厉，或动情的矛盾，甚至出现“临表涕零”行为失度的情形。事实上，语言上出现的矛盾，以及行为的失度，充分展示至真性情的孔明形象，更深层地透露出诸葛亮内心的焦虑和不安，故而，我们认为《出师表》中，孔明表面上的语言失度，实质上是力图竭尽所能表现出十足的胆识，确保北伐出师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余秋雨.中国文脉[M].湖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

[2]孙绍振.以臣训君：人格和文格的经典.新语文学习·中学教学[J].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