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象的选择，须有公共性。有公共性便有广泛共鸣的可能，“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语浅情深，而其感染力超越时空，就是因为隔千里而共明月是古今离人共同的生活经验，其见月思乡的心理机制是公共的。其他如杨柳、鹧鸪、白鸥、浮萍等等，在中国人心里都有固定的联想机制。这种固定联想，使诗歌被接受、能解读。否则，诗人都在自说自话，读者就只好敬而远之了。在《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一诗中，水车、矿灯、稻穗、黎明、起跑线等等，都是中华民族的公共意象，如果换用竹楼、哈达、蒙古包等意象，那么这首诗歌的外延就会因为意象的个体性、民族性而缩小很多，引起的共鸣，就不会那么广泛。
但意象的公共性不是诗歌成为经典的原因，只是一个前提。
意象的选择，须有独特性。独特性，是一首诗歌获得恒久艺术生命力的关键所在。意向选择的独特性，可以用“小、真、新”来概括。
小，即是大。在中国，能够承载爱国之情的意象有很多。长江、长城、黄山、黄河，都是宏大的公共意象，但在这首诗歌里，舒婷却弃之不用，而是另辟蹊径。为什么呢？三山五岳、五湖四海这些意象过于宏大，与实际生活隔着距离，久而久之读者就麻木了。为了表现祖国曾经的饱经沧桑、满目疮痍，舒婷选择了老水车、矿灯、稻穗、路基、驳船这些小意象，再加上“破旧的”“熏黑的”“干瘪的”“失修的”“淤滩上的”这些定语，塑造出祖国破败凋敝、百孔千疮的形象，引起了读者沉郁悲痛之感。舒婷用一系列小意象，撬动了读者的生活经验。那是无数人对于劳苦、恐惧、饥饿、泥泞的切肤之痛，那是我们这个民族沉重的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记忆，通过口耳相传，成为文化基因，使后来即使没有经历过那样沧桑的人，比如今天的孩子们，也会心有所动。
真，才感人。这些集体记忆，不是兴亡更替式的宏观叙事，而是田间地头式的微观记录，那是老百姓月月年年的真实生活。老水车、矿灯、稻穗、路基、驳船这些小意象，除了细微，还有一个鲜明特色——它们都属于农耕文明。这首诗成诗于1979年，彼时，中国依然是农业大国。中国广袤的大地上，自古至今，任何地方，都不缺少嘎吱的水车和疲惫的民歌、熏黑的矿灯和蜗行的矿工、干瘪的稻穗和饥渴的嘴巴、失修的路基和泥泞的坑洼、沉重的驳船和把背脊弯成牛马骡子般的纤夫。读这样的诗句，读者的眼前，都会浮现几幅熟悉的画面，或者和自己有关，或者和父辈、祖辈有关。如果把水车换成风车、把稻穗换成牧草、把驳船换成画舫，读者的情感，就会与诗歌隔了一层。
那么，舒婷作为一个女诗人，她在选择意象的时候有没有性别特征？我们读诗的时候，要不要关注诗人的性别特征？当然。孙绍振在《古典诗歌：比喻、意象、意脉、意境和直接抒情》一文中还讲到，同样是咏雪，谢道韫“未若柳絮因风起”是好句子，李白“燕山雪花大如席”也是好句子。谢道韫的雅致高贵和李白的豪迈奔放，各得其所，各美其美。“飞天袖间千百年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雪被下古莲的胚芽”“挂着眼泪的笑涡”这几个意象，具有非常鲜明的女性特征——美丽、精巧、纤柔，有一种温柔的力量。而同为爱国诗篇的《炉中煤》，郭沫若却选择了“黑奴卤莽”的煤作为全诗的核心意象，表达对“年青的女郎”熊熊燃烧的爱。明朝名臣于谦也曾作《煤炭吟》，表明自己誓死效力国家的志向。“煤”这个意象，便偏向于男性特征。《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一诗，情感热烈而不流于粗放，具有鲜明的女性特色，这正是意象选择求新的结果——新，就独具魅力。
中国古典诗歌，常常省略了句子与句子、词语与词语之间的连接，省略了其中的理性逻辑，使诗句变成一种意象组合，从而营造出有明确的情感取向但又没有固定的边界限制的意境。以“意象化”为首要特征的朦胧诗，更是仰仗意象组合，来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一诗，意象繁多而不芜杂，这源于诗人对众多意象的巧妙安排。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一诗的意象组合，首先讲究错落有致。诗歌第一节，有“水车”“矿灯”“稻穗”“路基”和“驳船”五个意象，可谓密集。但是诗人并非平均用力，而是轻重有别。包含“水车”和“矿灯”意象的诗句之后有承接句；包含“稻穗”和“路基”的诗句简短有力，是意象的并列，并无承接句；包含“驳船”意象的诗句之后又有下句承接——而且并非语义需要，却刻意分作了两行。
第二节和第三节的节奏，也像第一节一样丰富，但并非第一节的简单重复。第二节的节奏，打破了第一节的格式，先用“我是贫困”“我是悲哀”这样意象并列的简短诗句，然后才安排了“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未落到地面的花朵”这样有承接句的长诗句。第三节的节奏基本重复第一节，但又有细微变化。意象组合的错落有致，造成了诗歌节奏的张弛有度，实际也是诗歌意脉的高低起伏，使整首诗歌显得更加灵动、活泼，有鲜明的新诗特色。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一诗的意象组合，还讲究疏密有致。疏密有致，即“疏可走马，密不透风”。古典诗歌里，有很多经典作品的意象安排，都遵循了疏密有致的原则。比如《天净沙·秋思》，前面三句安排了“枯藤”“老树”“昏鸦”等九个意象，可谓密密麻麻，后面，在空旷无边的“天涯”这一背景上，只有“断肠人”这一主体意象。在作者精心构筑的疏密对比中，“断肠人”的伤心落寞，充塞于天地之间，使人凄然。《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诗歌前三节，密密地排列了“老水车”“矿灯”“路基”等很多意象，到最后一节的时候，在九百六十万平方的广袤大地上，只矗立着一个“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诗歌在此揭示了一个事实：“我”不仅是“九百六十万平方的总和”，也是前面所有意象的总和。意象的疏密，不仅是对比映衬的关系，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密，是为了引出“疏”，突出“疏”。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一诗的意象组合，也讲究了虚实相衬。“老水车”“矿灯”“稻穗”“路基”“驳船”“胚芽”“笑涡”“起跑线”等意象，都是一种实象，是现实生活中可触可摸可感的实体存在；而“贫困”“悲哀”“希望”“飞天袖间的花朵”以及“簇新的理想”等，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很难以“意象”视之。但是诗人舒婷打破了常规语法的约束，将之与“老水车”等意象组合在同一首诗中，并且承担着同样的表达作用，它们，就获得了“意象”的功能。我们姑且名之为“虚象”。意象的虚实相衬，既体现了朦胧诗的特点，也使诗歌的内涵更丰富了。
创新，是一切艺术的生命。《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一诗，意象繁多，破旧的老水车、干瘪的稻穗、飞天袖间的花朵、挂着眼泪的笑涡，这些意象都非常恰当妥帖，但这些意象加起来，都不如这一句有力量：
这是舒婷的独创。在那么多表达和祖国生死相依、荣辱与共的作品中，这一句，把“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的誓愿，表达得淋漓尽致。“我”就是“你”，“你”就是“我”，所以“你”伤痕累累也要喂养“我”，所以“我”也愿意义无反顾地用“我”的血肉之躯，去换取“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至此，“我”在诗歌中，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叙述人称，而已经变成了一个内涵丰富的意象，从诗歌中走出来，站立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
这一句话，和“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一样，变成了一个固定格式，一种公共话语，进入了我们的集体记忆。
一是数量对比，极言“我”之小。“十亿”和“一”的对比，从效果来看是极度夸张的，这比“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的对比更强烈；可是从实际来看又是完全写实的，作为个体的“我”，在宏大的祖国面前，的确微如草芥。
二是空间铺展，极言“我”之大。读这句诗，仿佛看见祖国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浩浩荡荡地在我们面前铺开，其上满载“我”的荣辱、成败、悲欢，而“我”化作这片土地与土地上生长的一切！“我”是一切，因此一切是“我”，“我”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我”怎么可能是九百六十万平方的总和？但是，情感的浓烈冲破了逻辑的桎梏，达到了“无理而妙”的境界。
这一句，打通了极大与极小的关节，使得个人与祖国深度相拥，水乳交融。正因为如此，诗中的“我”，也就不仅仅是舒婷本人了，而是千千万万的“十亿分之一”，是茫茫人海里的每一个你、我、他。所以，任何人，都能借舒婷的诗，毫无阻碍地抒发爱国之情。
按照我们熟悉的诗歌意脉发展模式，《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一诗，应该有一节来抒写祖国的繁荣昌盛，但因为成诗年代是百废待兴的1979年，所以，舒婷的原作中，不可能有祖国繁荣昌盛的景象。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空白，留给课堂上九年级的孩子们，看看他们会选择什么样的意象、以什么样的组合来表情达意——最重要的是，看看这些年轻的心灵，能否进行意象的创新。
严羽《沧浪诗话》有言：“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3]意象，是诗歌抒情的基础，是中国诗歌写作的传统，也是中国诗歌接受的传统。研究诗歌意象，就是研究诗歌透彻玲珑的妙处，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体验。
不管诗歌的形式怎么变，诗歌抒情言志的本质是不会变的，所以，对诗歌意象的分析尤其是微观分析，永远是必要的。和《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这首诗一起，成为我们集体记忆的，既是舒婷以及亿万中国人的浓烈蓬勃不可阻遏的爱国热情，也是老水车疲惫的歌、泥泞淤滩上的驳船、雪被下古莲的新芽和正在喷薄的绯红黎明等意象。
诗歌借助意象，成为一种可凝视、可聆听、可触摸、可闻嗅的形象记忆，一种随时可以被唤醒和共鸣之的集体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