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①，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
点评：范滂少厉清节，为州里所服，举孝廉，建宁二年(169年)汉灵帝刘宏大批诛杀党人，范滂别母，随即去监狱投案，英勇就义，享年三十三岁。宋代林同作诗，“宁将身塞祸，不忍母流离。我自不为恶，黄泉今有辞。”
得益于父亲苏洵的言传身教和母亲程氏潜移默化的影响，苏轼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这也为他的成长积淀了光明磊落、爱憎分明、潇洒自如的人格底蕴。
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试礼部。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主考官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得意弟子曾巩所作，为避“以权谋私”之嫌，使苏轼只得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闻者始哗不厌②，久乃信服。
点评：苏轼二十一岁于科举考试中荣膺进士之殊荣，并且得到了文坛领袖欧阳修的一再称赞，“读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谓名声大噪，“出人头地”这一成语便是典出欧阳修对于苏轼的奖掖和拔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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徙知徐州。河决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汇于城下，涨不时泄，城将败，富民争出避水。轼曰：“富民出，民皆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驱使复入。轼诣武卫营，呼卒长曰：“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且为我尽力。”卒长曰：“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当效命。”率其徒持畚锸以出，筑东南长堤，雨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轼庐于其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复请调来岁夫增筑故城，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从之。
点评：苏轼关注民生，提出与民“同劳”“同乐”等为官理念，并且不遗余力付诸实践。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苏轼抗洪保城也毫不逊色。百姓对于苏轼的好评，也是发自肺腑且本诸自然的。
徙知湖州，上表以谢。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诗托讽，庶③有补于国。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摭④其表语，并媒蘖⑤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台狱（“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欲置之死，锻炼⑥久之不决。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轼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
点评：“乌台诗案”是苏轼一生的转折点。因遭宵小之徒轮番谮诉，以至于几有生命不保之虞。政敌王安石当时罢相，闲居金陵，也上书说：“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这场诗案才因这“一言而决”，以苏轼被贬黄州作结。而这场巨大的灾难也促使着一代文化巨匠的成熟与豁达人生观念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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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祖宗时，差役行久生弊，编户充役者不习⑦其役，又虐使之，多致破产，狭乡民至有终岁不得息者。王安石相⑧神宗，改为免役，使户差高下出钱雇役，行法者过取，以为民病。司马光为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复差役，差官置局，轼与其选。轼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⑨敛民财，十室九空，敛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光曰：“于君何如？”轼曰：“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之卒。自尔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⑩也。今免役之法，实大类此。公欲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光不以为然。轼又陈于政事堂，光忿然。轼曰：“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韩公不乐，公亦不顾。轼昔闻公道其详，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巧妙辩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足见其机敏）光笑之。寻⑪除翰林学士。
点评：苏轼敢于直言进谏，旧党代表司马光出任宰相后欲图恢复差役法，苏轼辩证分析了差役法和免役法的利弊，又一次强调了改革不可急切的个人意见。以民为本是苏轼为官的根本出发点和执政的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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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圣初，御史论轼掌内外制日，所作词命，以为讥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寻降一官，未至，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无所蒂芥，人无⑫贤愚，皆得其欢心。又贬琼州别驾，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初僦⑬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
点评：苏轼在文学上春风得意，但仕途多舛，一贬再贬。由此，苏轼的生活条件也变得十分艰难，但他却能买地建屋，与百姓同游。无论多么颠沛漂泊，主旋律依旧乐观、豁达，何时何地都倾注着对生活的热爱。
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团练副使，徙永州。更三大赦，遂提举玉局观，复朝奉郎。轼自元佑以来，未尝以岁课乞迁，故官止于此。建中靖国元年，卒于常州，年六十六。
点评：在去世前两个月，北归途中，途经镇江，看到李龙眠所画的东坡像，苏轼曾即席写了一首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一生几起几落，失意坎坷，不以做礼部尚书或祠部员外郎为豪，更不以在阀州、徐州、密州做知府为意，反认为一生功业在被贬谪的三州，看似“满纸荒唐言”，但这语带诙谐，有自我调侃意味的诗句，却传达出苏轼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既有对当前垂垂老矣的描述，也有对自己一生的总结，言有尽而意无穷。
论曰：苏轼自为童子时，士有传石介《庆历圣德诗》至蜀中者，轼历举诗中所言韩、富、杜、范诸贤以问其师。师怪而语之，则曰：“正欲识是诸人耳。”盖已有颉颃当世贤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师，一日而声名赫然，动于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词科，入掌书命，出典方州。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轼，而轼卒不得大用。一欧阳修先识之，其名遂与之齐，岂非轼之所长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呜呼!轼不得相，又岂非幸欤？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
点评：《宋史》末尾，对苏轼一生“盖棺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