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富仁（1941-2017），山东高唐人，著名学者，生前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汕头大学文学院终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鲁迅研究、中国文化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化研究、中国左翼文学与文化研究等。著有《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先驱者的形象》《文化与文艺》《灵魂的挣扎》《历史的沉思》《王富仁自选集》《王富仁序跋集》等。
自然·社会·教育·人
——鲁迅回忆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赏析
文/王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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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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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一篇回忆散文。所谓“回忆散文”，我认为，至少有两个因素是不能忽略的：其一是对于往事的记忆，其二是现在对往事的感受。往事，并不都能留在作者的记忆里，大量的往事是早已被忘却了的，为什么独有这些还留在作者的记忆里，还能如此鲜明地呈现在作者的脑海里呢？这说明这些往事较之所有已经忘却的往事在事发的当时就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作者，或者给予过他意外的惊喜，或者给予过他意想不到的痛苦；或者使他产生过浓厚的兴趣，或者使他感到过厌恶或厌倦，虽然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情绪都已经没有当时的强烈，甚至在现在的心境中已经发生了各种色调的变化，但在当时，一定是格外深刻的。
从写作的角度来说，作者的记忆就是一种自然的选材方式，通过记忆的过滤，作者已经把那些对自己的心灵没有影响或极少影响的事情和事情的细节排除在外，留下的就是那些曾经深刻地影响过作者心灵的事情或事情的细节了。所以，对于一篇回忆散文，假若它没有使我们感到过于的张扬或过于的拘谨，没有使我们产生虚假感或遮掩感的话，我们就得细细体味其中的事情以及各个细节对作者当时心灵的影响。这种影响不可能是单纯的，不可能仅仅用一种理性的语言完全表达清楚，但这种影响却一定是存在的，并且一定是十分深刻的。
回忆散文写的是往事的回忆，但却不仅仅是往事的回忆，而同时是作者现在对往事的感受。每一个人都有很多往事的记忆，但他为什么只写出这件事或这些事来给读者阅读，肯定作者在写作的当时对这些往事是有深刻的感受的。对于过去的感受来说，这时的感受是二度感受，是对感受的感受。这个二度感受是在现实的背景上，在现在的文化心理的基础上产生的新的感受。回忆中的事情或事情的细节一定是有意义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回忆散文都是优秀的回忆散文，这就取决于散文作者现在对往事的感受的深度。与此同时，在写作上，各个细节取决于过去的记忆，但对于这些细节的组织和叙述则取决于作者表现现在更新的、更深刻的感受的需要。所以，对于回忆散文，我们必须同时在两个层面上都能感受到它的意义和价值，一是事情或事情细节对过往作者的影响，一是现在的作者对这种影响的感受或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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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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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关于百草园的描写，不论是教师和学生，都能感到是一段极其美丽的景物描写，但这里的百草园是不是一个我们平时所认为的“真实的”、“客观的”百草园呢？鲁迅在开头一段就动摇了我们的这种想法。在成年的“我”看来，“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自然“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为什么“那时却是我的乐园”呢？
因为对于儿时的“我”，那是一个自由的世界，是一个自由嬉戏的场所。在自由的心灵中，世界是美丽的，是魅力无穷的。
“自由”是什么？“自由”就是自己的心灵不受任何的约束，任何的限制，就是自己所有的感觉器官都不受任何约束、任何限制地自由活动着，外部的世界和心灵的世界进行着畅通无阻的交流，没有外和内的差别，没有天和人的界限，外部世界就在自己的感觉中，自己的心灵就在外部的世界中：“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一个个不同的事物，不同的形象，迅速地、不间断地呈现在“我”的视觉里，形象鲜明而突出，色彩各异，形状各异。
外部世界的形象是跳动着进入“我”的眼帘的，“我”的心灵也就跳动在外部世界的不同事物上：“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听觉、视觉一起活动着，声音、形象一起呈现着。动态的和静态的几乎同时被“我”所感知。我们感到了外部世界的丰富多彩和生动活泼，同时也感到了“我”的心灵世界的丰富多彩和生动活泼。这不是两个世界，而是一个世界，是心灵世界和外部世界融为一体的美的世界。“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在这里，“我”只能听到声音，但却看不到发出声音的“油蛉”和“蟋蟀们”的形体，这就招引“我”去寻找藏在草丛里、断砖下的这些昆虫，但翻开断砖，找到的却不一定是原来要找的“油蛉”和“蟋蟀”，反而可能是也在那些地方藏匿着的蜈蚣。这是一种意外的发现，一种在意外的发现中的意外的乐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
多么奇异！多么有趣！“我”玩得多么专注，多么舒畅！没有父母的指导，没有教师的教诲，他对外部世界的兴趣自然地吸引着他去观察各种事物，认识各种事物，手脑并用，在不经意间，就获得了在教科书中根本无法获得的具体、细致的知识。“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他对不同事物的不同特征的把握是多么准确、多么细致呵！但这不是在教科书里学到的，不是由别人教会的，而是他自己的观察，自己的“发现”。在这种观察和“发现”里，他不会产生被动接受时的自卑和自馁，而是自然地增长着他感受世界、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是别人让他知道，而是他自己愿意知道。他要自己去看，去听，去触摸，去“探索”，去实验。“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葚要好得远。”一个多么忙忙碌碌的小家伙呀！但他忙得惬意，忙得愉快。
百草园是“我”的乐园，是“我”获得了无限乐趣的所在，这是“我”在童年时就感觉到的，但是，当作者重新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他还不能不认识到，百草园同时也是他的一个知识的宝库，是他认识这个世界的开始。我们看到，就在这短短的一个自然段里，作者如数家珍般地叙述了多少种事物呵！菜畦、石井栏、皂荚树、桑葚、鸣蝉、黄蜂、叫天子、油蛉、蟋蟀、蜈蚣、斑蝥、何首乌、木莲、覆盆子，所有这些事物，都有鲜明的特点，都有神奇的色彩，都有旺盛的生命力量，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色彩缤纷、生气盎然的百草园。
这也是当时的“我”的心灵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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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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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草园是一个自然的世界，但是这个自然的世界并不都是美好的，它同样隐伏着危险。
“长的草里是不去的，因为相传这园里有一条很大的赤练蛇。”
在过去，我曾把长妈妈讲给“我”听的美女蛇的故事仅仅作为一个封建迷信的故事来理解，认为它对“我”的影响是绝对有害的。我现在的认识发生了一些变化，我认为，要理解这个美女蛇的故事及其对“我”的影响作用，仅仅通过理性判断是不行的，必须通过“我”在当时的实际感受和对“我”的实际影响作用的分析。
在这里，我们首先应当提出的是，我们这个世界，包括我们所面对的自然世界，是不是完全美好的，对于人的生命的存在和发展是不是都是有益的，都是没有任何危险的？假若它不是完全美好的，对于人的生命、特别是弱小的生命不是没有任何威胁的，我们应该不应该让儿童知道这种危险性的存在，并且使他们知道如何自己保护自己呢？我认为，只要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知道，长妈妈是在关心、爱护“我”的意识的支配下给“我”讲了这个美女蛇的故事的，是为了让我有一种自我保护意识、从而知道外部世界实际存在的危险性的。在具体分析这个故事的内容之前，必须看到，这个故事是传达着长妈妈对“我”、对儿童、对弱小的生命的自然的、朴素的、亲切的感情的，是在与儿童的亲切的交流中讲给“我”听的一个有趣的故事。所以，尽管这个故事让“我”体验到的是恐惧的情绪，但这个故事在整体上却有一种奇诡的美感，对“我”是充满魅力的，是“我”愿听和乐听的。
这些故事对我们的成长有没有实际的作用呢？我认为，正是这样一些故事，使我们在还没有力量战胜一切危险的时候，自然地避免了人生中的各种可能发生的危险，使我们在面临有可能发生危险的局面时，有所警惕，有所回避。待到我们长大成人，有了战胜危险的更大的力量，有了更多的现实经验，我们就知道这些故事是虚构的、想像的了，儿时的恐惧心理也慢慢地消失。这是一种艺术的教育，是用艺术的手段，用想像的故事，传达人类各种人生感受和人生体验的方式，而不是作为死的知识、作为永远不变的教条生硬地注入人们的头脑的。它的形式在人类现实经验的丰富过程中能够自然地显现出它的虚幻性来，但它的寓言性质却永久地给人类提供着有价值的人生感受和人生体验的内容。我认为，我们对于长妈妈的美女蛇的故事，也应当这样感受和认识。
“长的草里是不去的”，这是“我”自觉自愿地遵守的规则，没有任何的勉强，没有不自由的感觉，因为这出于他本人的自我保护意识。
当我们回到美女蛇的故事本身，我们就会看到，鲁迅在这篇散文里，绝对没有否定社会教育、否定人类更加切实地认识世界、认识事物、认识各类人的本质属性的必要性，他提出的是怎样更有效地进行人的教育的问题，而不是要不要教育的问题；是掌握什么样的知识的问题，而不是要不要知识的问题。人类是爱美的，是向往美的，美是在人类直感、直觉中感受到的，而不是在理性的认识中认识到的。但是，正因为人类是爱美的，美是在直感、直觉中呈现出来的，所以很多害人、吃人的东西都用美来引诱人、陷害人。“美女蛇”就是以美的形式引诱人的一个蛇精，一个“人首蛇身的怪物”。“能唤人名，倘一答应，夜间便要来吃这人的肉的。”要识破这样的妖怪，只靠直感和直觉是不行的，必须有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的理性认识能力。那个读书人没有这种能力，险些被美女蛇所害，那个老和尚则能够看穿美女蛇的骗局，用法术制伏了美女蛇，救了这个没有经验的读书人。
结末的教训是：所以倘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你万不可答应他。
这故事很使我觉得做人之险，夏夜乘凉，往往有些担心，不敢去看墙上，而且极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样的飞蜈蚣。走到草丛旁边时，也常常这样想。但直到现在，总还是没有得到，但也没有遇见过赤练蛇和美女蛇。叫我的名字的陌生声音自然是常有的，然而都不是美女蛇。
这里的议论，带有明显的幽默意味。幽默，都是兼有两层意思的。它表面上是对长妈妈故事的否定，而在更深层次上却是对它的肯定。美女蛇当然是不可能遇到的，但像美女蛇这样的人却是常常遇到的。对待美女蛇，可以用老和尚的飞蜈蚣，对待像美女蛇这样的人却是没有像飞蜈蚣这样的灵验的办法的。鲁迅一生经常受到所谓正入君子的围攻，他们打着维护公理、正义的旗号，对鲁迅进行的却是恶毒的人身攻击。这样一些人，也正像美女蛇一样，一当提到你的名字，就是为了伤害你。一不小心，就会落入他的圈套。这样一些人的存在，使人生变得十分险恶，使人无法轻易地相信人，必须对自己不了解的人有所警惕，有所戒备。所以，即使对于成年的鲁迅，长妈妈的故事也不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不能把这个故事仅仅理解为一个封建迷信故事，理解为对鲁迅思想的毒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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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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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自然知识是在“我”与大自然的直接接触中获得的，最初的人生经验是在长妈妈这样的成年人所讲的民间故事中获得的，而最初的技能训练则是在闰土的父亲这样的成年人的指导下进行的。
薄薄的雪，是不行的；总须积雪盖了地面一两天，鸟雀们久已无处觅食的时候才好。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枝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秕谷，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便罩住了。
这是游戏，但也是一种实际技能的训练。在这里，有经验，有方法，有过程,要实际的操作，需要劳动也需要灵巧，需要细心也需要耐心，需要智慧也需要意志。“你太性急，来不及等它走到中间去。”对于儿童的身心，它是一种全面的训练。
一个活泼泼的儿童在一个活泼泼的世界上活泼泼地成长着——这就是我们从《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前半部分的描写中获得的整体印象。童年是美好的，因为童年是自由的。正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他不能理解家里的人为什么要把他送进书塾里去，并且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但从成年的作者看来，那时的生活却不仅仅是快乐的，同时也获得了丰富的知识。自然的知识，人生的经验，实际的技能，都在充满趣味的游戏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身心是和谐的，求知欲是旺盛的。作者当然已经知道家里的人为什么要把他送进书塾去读书，但那不是从人的教育的角度出发的，而是从社会的功利目的出发的。仅仅从人的教育出发，把他从这样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里送到一个枯燥呆板的书塾中去读那些枯燥呆板的四书五经，实际是不合理的，是戕害了他的旺盛的求知欲望和活泼的生命力，而不是有助于他知识的增长。
童年的“我”感到的是游戏的乐趣，成年的作者重视的是人的教育。但在这个时期，二者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的。将这二者截然分开的是社会，是社会的功利主义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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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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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區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區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对于刚刚上学的“我”来说，学校的一切也是新鲜的，所以他很清楚地记得这些细节。而对于成年的作者来说，这些细节却有着更为丰富的含义，因为这些细节，恰恰是社会心理的反映，凝结着当时人们对教育、对文化的理解和运用。
必须看到，中国文化中是有很多做戏的成分的。做戏，是做给别人看的，而自己，却别有目的。“尊孔”就是中国文化中演的一岀大戏。“尊孔”，应该是对孔子这个人的尊敬，是对孔子这个人的思想和品格的尊敬，并且自己也愿意成为像孔子这样一个人。但中国社会的“尊孔”却不是这样。中国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并不想成为孔子这样一个人，并不想一生落拓，为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而奔波操劳。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尊孔”是因为学了孔子的书能够升官，能够发财，能够飞黄腾达、光宗耀祖，是为了个人的命运和前途。这实际上不是尊重孔子和他的思想人格，而是把孔子及其思想、人格作为自己升官发财的工具。
鲁迅说：“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然而对于圣庙，那些权势者也不过一时热心，因为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所以目的一达，这器具就无用，如果不达呢，那可更加无用了。在三四十年以前，凡有企图获得权势的人，就是希望做官的人，都是读‘四书’和‘五经’，做‘八股’，别一些人就将这些书籍和文章，统名之为‘敲门砖’。这就是说，文官考试一及第，这些东西也就同时被忘却，恰如敲门时所用的砖头一样，门一开，这砖头也就被抛掉了。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①
正因为孔子在中国官僚、中国文人手里，只是一块“敲门砖”，所以，孔子这个人以及他的思想和人格，在他们的心目中实际上是不占有重要位置的，在他们心目中真正占有重要位置的是权势和禄位。家长让孩子上学，也不是为了让他们成为像孔子那样的人，也不是为了让他们学习孔子的思想和人格，而是为了让孩子读书当官，成为一个人上人，成为一个权势者。在三味书屋里，“没有孔子的牌位”，只挂着一张“画着一只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的画。“鹿”者，“禄”也，当官也，发财也；“肥大的鹿”，高官也，厚禄也；“伏在古树下”，“禄”在古书中也，“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也。“没有孔子牌位”是不要紧的，但却不能没有这个象征着升官发财的“画着一只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的画。
“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这个“算”字用得很妙。拜的实际是学校和禄位，上学是为做官，所以拜学校也是拜禄位。尊重禄位，尊重权势，也就“算是”尊重孔子，尊重老师了。——若不想当官，还会尊重孔子、尊重老师吗？
家长让学生上学是为了做官，所以学校的教学就不必考虑儿童当下的兴趣和需要，只教给他们应付科举考试所需要的“知识”就够了。“我出世的时候是清朝的末年，孔夫子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一个阔得可怕的头衔，不消说，正是圣道支配了全国的时代。政府对于读书的人们，使读一定的书，即四书和五经；使遵守一定的注释；使写一定的文章，即所谓“八股文”；并且使发一定的议论。”②儿童是不可能对未来的升官和发财感到真正的趣味的，当然也不会对四书五经感到真正的趣味。他们的求知欲望在这样的教育中不是得到鼓励和发展，而是受到了漠视和抑制。我们看到，在上学之初，“我”是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望的，对老师也怀着由衷的尊敬，认为老师能够教给他长妈妈所不可能知道的更多的事情。但作为老师，却认为与四书五经无关的一切都是没有“用”的知识，他不但不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反而认为学生主动提出问题是极不应该的，是“不学好”的表现，从而也严重挫伤了儿童学习的积极性，抑制了他们本能的求知欲望。在天真活泼的儿童看来，这大概也是一种“怪哉”的现象。
实际上，学生并不绝对地厌恶书本知识，“怪哉”的问题也是在书籍中记载着的，也是一种“书本知识”，但这样的“书本知识”却不被当时的学校教育所承认。在学校让学生学的，都是学生根本无法理解也无法感到趣味的枯燥乏味的高头讲章，是“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是“上（初）九潜龙勿用”，是“厥田惟下下，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橘柚”，这是一些学生在自己的生活中根本不需要也无法理解的语言。
学生在读书中感觉不到趣味，就必然要到书籍之外去寻找趣味。所以，在先生不注意的时候，他们就跑到外面去玩耍：
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蜡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地没有声音。
这仍然是儿童游戏本能的体现，但这里的游戏较之“我”在百草园中的游戏已经带上了一点破坏性和残酷性。在那时的学校里，没有体育课、美术课、音乐课、手工课，没有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没有课间休息，到校后就在教室里读那些深奥枯燥的经书，一直读到吃饭的时候才放学，稍有不慎，就会受到老师的训斥或体罚。学校的生活是十分枯燥的，没有任何自由，精神受到压抑。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得到一点自由，学生就会贪婪地抓住它，满足自己压抑已久的求乐欲望，而不会顾忌自己行为的后果。他们“爬上花坛去折蜡梅花”，就是在这种迫不及待的心情下产生的占有欲的表现，具有一种破坏的性质，这与“我”在百草园里的情况是不同的。在百草园里，“我”没有这种迫不及待的心情，不会想到要把自己喜爱的事物占为己有，因而也不会轻易毁坏它们。在学校里，学生的精神受到压抑，身体受到摧残，并且把这一切都视为合理的，他们感觉不到成年人对自己生命的爱护和顾惜，他们对比自己更弱小的生命也就没有了爱护和顾惜之情，“捉了苍蝇喂蚂蚁”，就表现着他们对更弱小的生命的态度，带有了一点残酷性。假若说“我”在百草园里的趣味是一种情趣，这时的趣味就带有一点恶趣的性质了。但是，这一切都是由于学校对儿童的禁锢，责任并不在儿童本身。在儿童本身，这些仍然只是他们活泼好动天性的表现。是可爱的，而不是可恶的。——假若连这点调皮精神也没有了，他们不就完全成为一些小绵羊了吗？
在读书中感觉不到趣味，他们在读书中就没有任何主动性了。老师让读书，他们就放开喉咙读一阵，读的是什么，读得懂不懂，他们是无暇顾及的。待到老师读书读得入了神，他们就偷着做他们的“小动作”了：“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我是画画儿……”。在我们现在看来，前者是对手工技巧的爱好，后者是对绘画的爱好，都是应当受到鼓励的，但在那时的教育里，都只能“偷”着做，他们在这些方面的才能之无法得到充分的发展，则是可想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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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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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得谈谈“先生”这个人物。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是把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视为对反动教育路线的揭露和批判的，从而也把“先生”这个人物说成是忠实地执行了反动教育路线的一个反派人物。在当时，我曾写过一篇《如何正确评价〈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先生”这个人物》，认为这个人物不是一个反派人物，而是鲁迅所尊重的一个“方正、质朴、博学”的老师。直至现在，我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教育和教师的关系的问题。
教育，是培养教育一代代的儿童的，是由教师实际担当着教育的任务的，但教育的性质和任务却既不取决于受教育的少年儿童本身，也不取决于实际担当着教育任务的教师，而是取决于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对教育和文化的基本理解和运用。假如当时的社会就是以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假若学生的家长送学生入学读书就是为了自己的孩子能够通过科举考试获得一个更优越的社会地位，一个教师是不能不根据科举制度的要求培养学生的。也就是说，教师在整个社会教育观念和教育体制面前是没有自己的主动性的，我们评价一个教师不能仅仅从他施行的是什么样的教育，还应该看到他怎样具体地施行了这样的教育。
我认为，只要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看到，《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先生”这个人物（鲁迅的启蒙老师寿镜吾先生）对他的学生不是冷酷的，而是有着朴素的爱心的。这种爱心不可能不受到当时教育观念和教育体制的束缚，但我们仍然是能够感受得到的，对学生也有着潜在的影响作用。他对学生的态度在总体上是和蔼的，没有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学生也并不多么害怕他。“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这使学生在他面前的心情是轻松的。总体说来，三味书屋的气氛是沉闷的，但却没有严重的压抑感，他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很难亲切起来、活泼起来，但二者也没有严重的对立情绪。“我”向他提出问题时他面有怒色，学生跑出教室玩耍时他在书房里“大叫起来”，其目的仍然是为了让学生专心读书，他的学生从他的表现中感觉不到恶意，所以对他还是尊敬的。“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矩，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读书! ”当时的社会和家长赋予了他这些权力，但他不但没有滥用这种权力，并且表现出了尽量不使用这种权力的愿望，这说明他对学生还是相当温厚的。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教育不但束缚着学生，也束缚着教师。教师教的很可能正是自己不愿意教的，教师做的很可能正是自己不愿做的，但在当时的社会教育观念和教育体制之下，教师却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教学活动。也就是说，教师也是受到它的压抑的。
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坐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
从寿镜吾先生入神地读着的这些文句，我们可以感到，他内心也是有着自己的苦闷和不满的，但他在自己的学生面前，却无法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他和学生之间，同样隔着一层厚障壁，使他和学生的心无法相通。这是学生的悲剧，也是教师的悲剧，社会的教育观念和教育体制把他们的心灵隔在了两端。
我之所以特地提出对“先生”这个人物的态度的问题，是因为自然与社会、社会与教育、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矛盾不仅仅在中国古代的私塾教育中存在，即使在现在甚至在未来的教育中仍然会长期存在，社会总是以自己所需要的思想模式或知识结构要求于学校教育的，这种要求总是与儿童的自然需求和本能的求知欲望有所不同的，教师总是不能不按照当时社会的教育观念和教育体制的要求具体地从事自己的教育活动，因而教师的要求与学生的愿望之间也总是无法取得完全的一致的。二者的矛盾使教师在自觉与不自觉间就会限制学生的自由发展，将学生严重束缚在特定的教育目的上。这些矛盾只有在整个社会不断加强对儿童身心健康的关心和对儿童自然成长规律的认识的基础上才能得到相对完满的解决，只从批评教师的具体教学活动中的缺点和错误是不可能得到根本的解决的。
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描写的是这样一种社会教育现象，而不是对寿镜吾先生本人的批评。即使对这样一种社会教育现象，鲁迅取的也不是无情的批判和揭露，而是在委婉的叙述中点缀着轻松的幽默，发人深省却不愤激恚怒。在教学中，教师和学生共同面对这样一篇批评学校教育的回忆散文，假若仅仅强调学生受束缚的一面，而认识不到教师同样受到当时社会教育观念和教育体制的束缚，很容易造成学生与教师之间不应有的思想对立。只有正确阐释这篇回忆散文中对寿镜吾先生的描写，才能加强教师和学生的相互理解和同情，完善和发展我们的教育观念，改革我们的教育体制，求得我国教育事业的更大发展。
注：①②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本文选自《语文学习》，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