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作品的三个切入角度

来源|景云书房，根据8月15日詹丹老师在景云书房的讲座整理。有删减。

一、从语言切入

鲁迅是语言大师，当然也有人对鲁迅的语言表示质疑，说鲁迅的语言还不流畅，有时候白话文中还夹杂了文言词语。但这种夹杂总体上说并没有带来生硬的感觉，大部分用得恰到好处。要谈鲁迅的语言特点范围非常广，今天时间有限，不能全面展开，所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展开。

1.标题

前面说了，鲁迅对作品标题的拟制有精心的构思。《好的故事》中，“故”和“事”都有特殊的意味，稍后与文本结合一起来分析。先看其他，比如《阿长与<山海经>》。“教师教学用书”认为《阿长与<山海经>》这个标题起得好，说有一种张力。因为阿长是一个没文化的、不识字的、底层的老百姓，而《山海经》是古雅的典籍。所以把《阿长与<山海经>》放一起做标题，就有张力。但是我认为这仅仅是一方面。其实在本质上，阿长与《山海经》有相通的地方，为什么？阿长固然是不识字的，没文化的，甚至把《山海经》都念错了的老百姓，但是她也喜欢说这些奇奇怪怪的故事，而《山海经》本身也是属于记录奇奇怪怪的故事之一。况且，在正统人眼里，《山海经》又是非主流的，不雅驯的，这样，其跟阿长的思想意识，就有了更实质的联系。

长妈妈

再比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其实也是我当时读书的时候感到非常困惑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一厢情愿地认为，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从天堂到了地狱。他离开百草园的时候，好像也是很感伤的，以无奈的抒情方式来跟百草园告别的。但是实际上，写他后来到三味书屋的情况，好像也没有那么糟糕。三味书屋也有后花园，尽管没有百草园那么大，但是同学们一起去玩也玩得蛮开心的，上课的时候也可以做小动作，开小差，还有描红，然后有时能乱读书，读得大家都非常有趣，尽管不太理解，但是大家乱读一气好像也很热闹，甚至看老师念课文的姿态都是有趣的画面。

但标题暗示的一种空间转换，“从”什么“到”什么，以及实际写到的在转换空间过程中的作者心态，都给人以一种紧张感。但这种紧张感在实际发生的空间中却得到了纾解，因为儿童自身有压抑不住的天性会表现出来。这样，“百草园”和“三味书屋”的空间张力，那种由此及彼的张力，是停留在表面的，而儿童天性在两个空间中的自然穿越，把空间分割的裂缝又弥合了起来，从而形成了整体风格的前后协调性。

这给人的启发是，你把儿童放到一个最无趣的地方，他总是能够找到乐趣的，这就是儿童天真心灵的顽强的表现。所以鲁迅写他上课开小差也好，溜到后花园去玩也好，其实都是在表现儿童的这种天性。这样，在百草园呈现的自然性，在三味书屋中，是借助于人的自然而然的天性而继续表现出来的。

还有《孔乙己》。鲁迅有几篇作品，是以人名为标题的，比如小说有《阿Q正传》《孔乙己》。孔乙己实际上是个外号，此人姓孔，但是“乙己”不是他的名，是别人根据描红本的字给他起了一个外号。也就是说，它在某种程度上跟《阿Q正传》的标题非常相似，作者都没有给出主人公确切的名字，名字本身带有一种模糊性。以这种模糊性作标题，当然有它的特殊意义，这个意义是跟文章的主题紧密相关，下面会继续讨论。

2.开头

首先是《孔乙己》的开头，文章开头写道：

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靠柜外站着，热热的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买一碟盐煮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

孔乙己

当时一碗酒花四文铜钱，“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买一碟盐煮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而且特别加以说明：“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 “我”对价格的记忆非常清楚，而且不知不觉地就暗示出来已经是写二十几年前的事情，到后面说“我”到现在还没有见到孔乙己，实际上让人明白中间有20多年过去了。不过，叙述者“我”对这种价格清楚得不得了，对行情变化都给出了说明。但是关于孔乙己，他没有清晰说明，于是这跟孔乙己的身世交代，相形之下就形成了一种对照。待会我谈结尾的问题，会把这开头和结尾放在一起理解，我们会觉得很有意思。当然，在这里我不是要谴责小伙计对钱的关心比对人的关心更重要，但是你会发现这是一种人的本能、一种习惯，也跟曾经是小伙计的身份有关。鲁迅通过客观的描述来反映这样一种当时人的心理习惯。

第二，我选的是《纪念刘和珍君》的一段，这也是我做老师的时候印象很深的一段。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她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当时我问学生，从纯粹的语言这个角度来说，你们读了《纪念刘和珍君》印象最深刻的一段是什么？他们就说：“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等等。我问为什么？学生说因为这段课文是要求背的，而且这一段抒情文采飞扬。但是我觉得他这篇文章开头的用词非常讲究，特别是开头的一句：“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你看这句话，“那一天”前加了很长的定语，所以我要求学生读这一句的时候不许换气，看谁能够读得下来。我气短，读的时候中间要换一口气，有的学生也说自己读不下来，有着一种憋闷的感觉，我说这就对了。鲁迅就是要营造一种透不过气的感觉，他用最普通、最刻板、最平常的词语造了一个最长的句子。而当你在读最长的句子之后忽然发现胸闷了，憋住了，气透不过来，这才是鲁迅要达到的效果。鲁迅没直接说他有多伤心、多难过，他之后也只有一个动作——“徘徊”，通过走来走去，来排遣他内心的巨大悲愤。这才是大手笔，而这种大手笔的造句方式，确实又是符合当时的语境。当然，他的用词也很讲究，他特别强调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是“中华民国”，强调这不是封建专制时代，似乎是人民的国家了，而且遣词造句像是在写一个刻板的新闻报道，但暗含着满满的讽刺、抗议、愤怒和悲痛。

下面举我非常喜欢的一篇鲁迅文章，但是新的教材里面没有选进去：《论雷峰塔的倒掉》的开头：

听说，杭州西湖上的雷峰塔倒掉了，听说而已，我没有亲见。但我却见过未倒的雷峰塔，破破烂烂的映掩于湖光山色之间，落山的太阳照着这些四近的地方，就是“雷峰夕照”，西湖十景之一。“雷峰夕照”的真景我也见过，并不见佳，我以为。

一般老师上课都会问，为什么反复强调“听说”。当时的“教师教学用书”给的答案是，强调鲁迅不屑，不愿意去看，雷峰塔倒掉的时候好多人都跑过去吊唁的，写了好多诗文，但是鲁迅是很不屑的。当然从文章本身来看，我们当然可以阐述它的这层意义，但是你会发现它有内在的一个逻辑关系：前面反复强调“听说”而后面却反复强调去“见过”，其实他是要在“听说”和“见过”之间它要建构一种对比关系。我们在阐发语言的意义的时候，不要一下子先走到高大上的意义，我们先要在它的具体的语境当中把前后的逻辑关系梳理出来，然后再来阐发它的高大上的意义。

3.结尾

下面讨论结尾，《论雷峰塔的倒掉》结尾真是写得棒，特别是独立成段的两个字“活该”。我把最后的两段举出来：

当初，白蛇娘娘压在塔底下，法海禅师躲在蟹壳里。现在却只有这位老禅师独自静坐了，非到螃蟹断种的那一天为止出不来。莫非他造塔的时候，竟没有想到塔是终究要倒的么？

活该！

昔日雷峰塔

最后两段是对两个艺术形象的不同结局进行了对比，白蛇娘娘被压在了雷峰塔下，而法海被限制在蟹壳里面，他们都处于狭窄的空间里。有人认为玉皇大帝惩罚法海是虎头蛇尾，派天兵天将去抓他，他躲到蟹壳里，就放过他了，好像惩罚没有到位。其实我认为这恰恰是体现出民间的智慧。因为法海让白蛇娘娘压在塔底下，最后自己也被限制在蟹壳里，这叫一报还一报。但最终结果是塔倒掉了，白蛇娘娘可以获得自由，而法海却没能出来，这就具有了胜利的喜剧性。不过，有老师在教这篇课文时，会问这篇文章里的关键句是那哪一句，学生会一下子找到倒数第二句，就是“莫非他造塔的时候，竟没有想到塔是终究要倒的么？”老师就会要求学生进一步压缩，要从关键句中提炼关键短语，把意思进一步概括出来。于是学生会说：“终究要倒”。老师就说，我还不满意，你再给我提炼一下，然后学生说：“终究”。这样的逐步筛选，提炼出最关键意思，当然可以。但问题是，鲁迅为什么有话不好好说？他为什么不说一个更简洁、更直截了当的话，比如，塔终究要倒的，永远压制白蛇娘娘是徒劳的，等等。当鲁迅说法海他们“莫非造塔时候竟没有想到塔是终究要倒的”这话时，其实有最基本的两层含义，一方面要指出塔终究要倒的必然性，另一方面，他也要讽刺那些造塔者，总是自欺欺人地以为，塔不会倒。但是在教师引导学生提炼句子的基本意思时，其意义就只剩下了一层了。所以你会发现，提炼的过程往往是意义在不断流失的过程。虽然提炼是一种抽象，而思维的本质就是抽象，不抽象谈不上对普遍性知识的把握，但我们也要意识到，在抽象的过程当中肯定会损失一些东西。即使你把本质抽象出来了，你也要意识到在抽象的过程中，其实已经漏掉了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常常要经过多次、反复的抽象，来慢慢接近对对象的立体的理解。

现在我们再来看《孔乙己》结尾：“我到现在终于没有看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我觉得这个结尾确实写得好，它的意义可以是多方面的。首先文章结尾关于孔乙己的最终下落是一个模糊的叙述。我觉得这里的核心词关键词恰恰是“大约”，关于孔乙己的信息永远是不准确，而它的潜台词是说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关心他的人。当然有的人认为小伙计在叙述的过程当中，他感情也发生了变化，一开始的叙述的语调是不怎么爱搭理孔乙己的，有点鄙夷。到后来就有了同情心，特别是孔乙己用手走路的那一段，这里面有一种情绪的感染，但从本质上说，他也不是一个真正关心孔乙己命运的人，对孔乙己的下落，他不会出自关心地去打听寻访。所以，结尾同时出现了“大约”和“的确”，我个人认为并不矛盾，但我的理解和“教参书”不一样，因为我认为这里的“大约”和“的确”，不是同时指向孔乙己的死亡问题，如果是这样，那就真的矛盾了。而是“的确”是对“大约”的一种肯定，言下之意，是把“大约”这种猜测的可能加以了强调，犹如说他死的可能性非常大。而且结尾跟前文有一定呼应关系，前面大家说到孔乙己被丁举人打折腿的时候，有人已经猜他死了。但是提出这个猜测没多久，到了中秋前后的时候，他拖着打折的腿，又来了一次，之后则再也没有出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的确”是对前面猜测他死被否定的再否定。但猜测的强调也还是猜测，这才是体现关于孔乙己命运的本质所在，如同他名字的模糊一样，围绕他的叙述，也永远是模糊的。

最后来看《纪念刘和珍君》的结尾：“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我把这一篇的结尾跟老舍的《想北平》的结尾来做个比较，老舍的结尾是“好，不再说了吧；要落泪了，真想念北平呀！”你会发现这两个结尾有点相似，它的相似在什么地方？都是好像有话说不出，不能再说了。因为说感情都很强烈，强烈到不能用语言来表达。但相比之下鲁迅的抒情比《想北平》要复杂得多，这种复杂既跟表现内容有关，也引出了我接下来要讨论的另一个问题——鲁迅写文章有非常强烈的读者意识。

二、作品里外的读者

鲁迅写文章有非常强烈的读者意识。我们这里主要从《记念刘和珍君》来看鲁迅强烈的读者意识。他在这篇文章里面提到了各种各样的人。请大家注意，当他提到各种各样的人的时候，同时意味着他在想这些人看他的文章会有怎样的感受，会产生怎样的效果。这些人包括想象中的刘和珍等逝者、所谓的学者文人、真的猛士、庸人、后死者、苟活者、中外的杀人者、无恶意的闲人、有恶意的闲人、逝者的亲属、师友、爱人，还有当局者、中国的女性，最后还有苟活者、真的猛士。要面对的读者这么复杂以后，鲁迅就不知道怎么来表达了。一方面他很悲愤，他要把悲愤表达出来，但他又想到，这样的情感流露，可能会增加刽子手的快感。他写过的一篇文章《答有恒先生》，就谈到过这个问题，他以中国人喜欢吃醉虾为类比，吃醉虾要吃活蹦乱跳的，虾越有生命活力，吃的人就越开心。所以以此来想象杀人的刽子手，也应该如此。被杀者神经越敏感、感受的痛苦越深，刽子手就越兴奋。所以鲁迅就想，如果他表现得很悲痛，对刘和珍以及她的同学们固然是一种安慰，但是对那些刽子手是一种快乐、一种快意。而对于那些流言家，又等于多提供了一点带有恶意的谈资。所以，夸张一点说，他每写下一句话，似乎都在考虑各种人的阅读反应。我们经常说写文章要有读者意识，但是鲁迅写作时的读者意识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因为他想到的不是单一的读者，而是各类各色的人。所以他这篇文章写得欲言又止，反复吞吐，不断地说“实在无话可说”，“我说不出话”。这当然可以理解为他太悲愤，是所谓的“出离愤怒”，用“悲愤”这样的词语已无法概括和表达，是感情强烈到无以名状。但还有一方面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觉得把悲痛表露得过于明显，会让刽子手高兴。当然，最后他还是选择了表达，似乎跟文章开头交代的，跟刘和珍同学程君的正告有一定关系，但根本原因还在于他自身，他要把他的悲愤表达出来，以告慰遇害者及其亲人、同学等，他也要宣泄自身翻江倒海的情绪，等等。所以，最后他只能让那些恶人“快意”于他的痛苦，就是说，他横下心来，哪怕让那些人开心这一次。

三一八惨案纪念碑

如果说，这种读者意识是由作者预想的作品外的读者产生的，那么，鲁迅也经常会把各种“读者”写到作品，构成事件发生中的那些吃瓜群众、围观群众，这在作品中出现的人，常常是鲁迅思考的一种对象，也是许多研究者讨论的，这里就不展开了。

三、鲁迅作品中的“我”

这是我们现在解读鲁迅作品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有时候我们会忽略这个问题。比如我们学了《祝福》，有些老师给学生布置的题目就是把《祝福》改写成祥林嫂的故事。如果这样来改写的话是有问题的，合适的改写应该是改写成祥林嫂和“我”的故事。“我”在鲁迅作品中非常重要，以前钱理群等学者都讨论过，我这里做一个大致的梳理。

1.写实的“我”和虚拟的“我”

首先是写实的“我”和虚拟的“我”的区分，请大家注意，可以根据散文和小说的不同文体，列成对应的两类，但是希望大家千万不要把它教条化，尽管我们一般认为散文里的“我”就是写实的“我”，而小说里的“我”就是虚拟的“我”，这样大致的分是对的。酒店的小伙计不可能是鲁迅，他是叙述者。但是请大家注意，也许小说里的“我”也有鲁迅身上的某种影子或者某个侧面。他写一个缺乏同情心的人，说不定也在思考“我”是不是有时候也会表现出没心没肺的一面。而一个写实的“我”，记录下的“我”的经历也未必全部真实。最近我看不止一个人写文章讨论《藤野先生》，文中指出不要简单把藤野先生里的“我”等同于鲁迅的自传，有一些记录未必真实。包括到仙台去，就不止他一个中国留学生，但是他文章里说因为只有一个中国学生，所以物以稀为贵，得到了格外的待遇。所以，我们根据文体，进行写实的“我”与虚拟的“我”大致区分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要把它绝对化。

《藤野先生》插图

2.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

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一个月前我在《语文学习》上发表一篇文章讨论《阿长与〈山海经〉》，我对一些看法提出了商榷意见。有些学者认为文中开始部分描写长妈妈让“我”产生讨厌的感受，这是欲扬先抑，或者说这是寓褒于贬，是为了让成年的立场来纠正童年感受的误差或者说误会。我不认同这种观点，我认为站在一个儿童立场上，作者曾经就是讨厌长妈妈的，只是得到了长妈妈给她买的《山海经》后，对她的印象才有了根本转变。这其实是写出了一个人成长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真切感受，所以不宜用大人的一种立场来同化、遮蔽他之前的感受。文章开始写到阿长的缺点确实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比如阿长摇动手指的切切察察，其实是跟搬弄是非、打小报告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当时的作者认为，家里的一些小风波，是和她的切切察察有关，而她又喜欢到她母亲那儿告作者不守规矩的状，也是让当时的他颇为不满。至于睡成一个“大”字，更是和童年时的作者那种难熬的夏夜联系在一起的。而且给当时的作者立下各种各样的规矩，也让他难受。我觉得这是一个小孩子的真实的感受，而后来，因为阿长给他买了《山海经》，他喜欢阿长了，这也是一种真实的喜欢。

我觉得这才是鲁迅真诚的地方，他不会用人生一个阶段的感情来遮蔽另外一个阶段的真实感受，他尽可能都把它记录出来。所以这里面就有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的一个冲突和断裂，我把它理解为反讽修辞的运用。

3.呈现的“我”和隐含的“我”

还有就是作品中呈现的“我”和隐含着“我”的一种区别，呈现在作品中的“我”和隐含的“我”之间当然有区别，但也有相叠加的部分。有人认为，《孔乙己》写到后来，酒店小伙计对孔乙己同情心增加以后，其与隐含的“我”就慢慢地有趋同性。对鲁迅的许多作品，都涉及到这两者关系的思考。

4.理想的“我”和现实“我”

关于理想的“我”和现实“我”的区分，我对此有深刻的体会。以前教《记念刘和珍君》时，曾经问学生“真的猛士”是谁？学生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是鲁迅，我说鲁迅很想做这样的真正的猛士，但是他在文章里告诉我们：他不是，他只是一个后死者，他只是一个苟活者，如果他是真的猛士的话，他就能够直面惨淡的人生，说不定就不写这文章了。因为写这文章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平衡他的内心的一种情感波涛，他还没做到成为真的猛士，他没有那么镇定。我们一厢情愿把他理解成真的猛士，而他在文中说得很清楚，自己是苟活者、后死者。所以，这里说理想的“我”，是读者赋予作者的，也可能是作者希望成为的一个形象。但不论何种情况，都需要跟作者告诉我们的现实中的“我”区分出来。

小结：“我”的表达和被表达的“我”

鲁迅在写作品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个转向——从“我”的表达转向被表达的“我”（或者说并不转向，本来就是从两个角度着眼的），所以有的人说写《藤野先生》，其实写自己比写藤野先生多，写到后来就写自己了。自己在表达时应该是有个对象的，但表达的同时，他把自己也作为一个被表达的对象，可以说无论是散文也好，小说也好，这是鲁迅作品的一个共同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