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家:对一位好老师的回忆

曾经有个很出名的刊物,叫《富春江画报》,我的少年时期就是在富春江边度过的。

山南水北为阳,县城在富春江的北面,故名富阳,是杭州的一个卫星城。

富阳有所很好的中学,即富阳一中,都说进了这中学,等于一只脚进了大学,每年都有考上清华、北大的。

我初中时候成绩一般,没考上一中,上的是三中,时间是1978年。

当时“文革”刚结束,像这种非重点中学师资力量非常弱,老的失散了,新的还补不上,老师青黄不接。

因为高考是1977年才恢复的,新老师都还在学校当学生呢。

我刚上三中时,没有化学老师,半个学期都没上化学课,化学课都变成劳动课,打扫卫生。

现在看来似乎很荒唐,但那时候整个国家刚从荒唐中过来,哪里都残留着各式各样的荒唐踪迹。

我至今还记得,我们化学老师是过了国庆节后才来的,姓沈,叫国有,是个大胡子,年纪快50岁了,身体很壮实,说一口像新疆人的普通话,有时发脾气时甚至直接用新疆话训人。

老师对学生总是有秘密的,但这种秘密最终又总是要被破解的。我或许是最早知道老师秘密的一个,因为我是化学课代表。

说真的,我中学时数理化的成绩都很好,最差的是语文,语文中最差的又是作文,每次上午三四节课写作文,我经常吃不成午饭:因为交不了卷,等我交卷了,食堂已经没菜了。

后来我的语文老师听说我在写小说,风趣地说:“麦家写小说,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篇小说。”

可想,我的作文已经差到何等地步,都已经叫人看扁了。

不过,我想我的化学老师肯定是不会这样看扁一个同学的,他是一个好得你无法想象的老师。

我后来一直在想,我能遇到这么好的老师,实是我人生的一大幸运和财富。沈老师在我们中学只待了很短时间,不到两学期,来得神秘,走得也神秘。

我因为是化学课代表,跟老师有些“私交”,他提前告诉我要走。当时我听了这消息,害怕得浑身发抖,因为我太不希望他走。

但我最强烈的希望也留不下他,留下的只是他之于我的“秘密的恩情”和“永远的教育”。

这是一个故事,说出来要叫我羞愧。是沈老师走前不久的事情,期末考试时,沈老师出的试题非常难,我考得是最好的,实际得分也只有43分。

我后来想,沈老师这一定是故意这么做的,他知道自己要走,也许想“教训教训”我们,让我们对学海增加一些畏惧心和上进心,所以把试题出得超常的深奥。

这就是他教学、育人的方式,什么都不点破,让你自己去想,去感受,去领悟,去成长。

他在课堂上讲课也是这样,他讲他的,你听你的,完了不做题,没作业,也不回答具体的问题。

你问他某道题怎么做,他总是让你可以回忆一下他在某堂课的某一段的讲解什么的。

他经常说,学来的知识是草,思考出来的知识是树,反复强调我们应该在头脑里种树,不要种草。

我相信,我们班的同学在他的为期短暂的教导下,在头脑里没有少种树。但那次考试,树也都变成了草,因为太难了,狂风暴雨式的难,所有的人考得都哭丧了脸。

大家从教室里出来,在走廊上看标准答案,都傻了,没有一个人笑的。

不过,我似乎有了“笑”的机会。因为我是课代表,最后帮老师收卷子,后来又一道回去。

在回去的路上,有位副校长突然喊沈老师去做个什么事,沈老师临时把寝室钥匙和试卷一同交给我,让我帮他拿回去。

一路上,我都紧张得不知所措……

不用说,我在为什么紧张,老师给了我“笑”的机会,“妙手回春”的机会。试题有30分的选择题,如果想改一下简直是易如反掌。

我至今不知道,沈老师这么“大意”是有意在考验我呢,还是出于太信任我对我不设防了,还是他真的是疏忽大意了。

总之,老师给了我“机会”,我也没有放弃这个“机会”……

当天晚上,沈老师就找到我,以他的方式教训了我,就是:责令我亲自撕毁试卷,并让我独脚站在凳子上,直到摔下来为止。

我至今也猜度不到他让我独脚站在高处的真正用意,是为了让我体验到临高失衡的危险感?

还是为了让我纯粹接受战战兢兢的洗礼,以昭示求学的严谨和求真的艰难?

还是暗喻了一失足成千古恨?

如果我像现在这么明智,我一定会让自己在凳子上多坚持站几分钟,用更多时间去体会更多的意义。

但当时我内心填满了羞愧,羞愧让我变成了一个废物,我站了没有几分钟就摔下来。

期间,老师在旁边一句话没说,只坐在椅子上看书,静静地看书,静得跟地球即将要爆炸似的。

我哭,他不准;我认错,他也不准;等我从凳子上摔下来后,他问我有没有摔伤,发现没伤后他冷冷地说:你可以走了。

我哭着不走,他推我走,他说他不需要我的眼泪,让我把眼泪留给我自己,流在心里。

其实,沈老师在批改试卷时,看我得分如此之高:67分,就怀疑我做了手脚,再细致看我的卷面,“回春”之处一目了然,心里就明白了。

我以为这事情才开始,因为按照正常流程,这肯定要报告给班主任,作行政处理。

但多少天过去了,直到后来老师说他要走了,学校也没处理我,似乎也没第三个人知道。

甚至,似乎连沈老师自己也忘了,后来再没有对我提起过,连暗示也没有,好像这事不曾发生过。

只是他走后很多天,我突然收到一封发自上海同济大学的信,最后落名是沈老师,上面这样写道:

“你那次考试实际得分应该是43分,这本来已是全班最高分,但你的愚蠢让它变成了负分,我希望这是你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这封信,我一直珍藏着。但沈老师在哪里,我至今不知。

1987年,我曾经专门去上海同济大学找过沈老师,但那时他已经离开学校,据说是去了美国。

也就是那一次,我从老师的一些同事那里才真正了解到老师的一些过去。

沈老师其实是同济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

但“文革”时候,学校的一位女生莫名自杀了,这女生平时跟沈老师接触稍稍有些“非常”,有人因此诬告是沈老师害了她,学校就决定要处理他。

沈老师的智慧告诉他,与其任人宰杀,不如“畏罪潜逃”,留下一条命日后还有清算之时。

于是来个“一走了之”,去了新疆,埋名隐姓地生活了近20年。

“文革”结束后,他斗胆回到内地,临时在我们中学待了一阵子,后来事情端正了,平反昭雪了,他自然又回到同济大学当了老师。

这些年来,我一直没有放弃寻找沈老师的努力,但始终无果,但老师却给了我太多太多的“结果”。

我还会继续寻找我的沈老师,本文也是我寻找沈老师的一种方式。

但愿我会找到沈老师,让我有机会告诉他:我深深地想着他,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加,这种深思越发变得强烈而真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