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笔如舌”——读朱自清《春》

文|钱理群

你若问我怎么欣赏朱自清先生这篇《春》,告诉你一个简单的法儿:朗读——读出散文语言的味儿来。

这可不是我的创造,原是朱先生自己教给我们的。说玄乎点,这么一个简单的读字,几乎能够概括朱先生(以至五四时期大多数小品文作者)对散文艺术的追求。这又可以分成两层意思来说:一是朱先生和他同代散文艺术家对于语言的重视,叶圣陶先生在悼念朱先生的文章里,甚至说:“不要以为语言文字只是枝节,要知道离开了这些枝节就没有另外的大事。”五四文学革命就是把语言当作突破口的,散文创作在五四文学革命中又是打头阵的。有人称赞鲁迅为“体裁家”,赞扬他在文学语言方面的贡献,鲁迅以为得到了真正的知音;叶圣陶、杨振声、李广田这一批文学前辈谈到朱自清先生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贡献时,都首先郑重其事地肯定朱先生“勇于在语文方面作种种实验”,以为这是一个极高的评价。这里面大概总有点道理,值得玩味。再进一步问:朱先生在语言上追求什么,作了什么试验呢?朱先生自己也有个说法,叫作“用笔如舌”,认为“文章有能到这样境界的,简直当以说话论,不再是文章了,但这是怎样一个不易到的境界”,朱先生追求的就是这种“谈话风”:语言“既能悦目,又可赏心,兼耳底、心底音乐而有之”,作品呢,就像“寻常说话一般,读了亲切有味”。

其实,五四时期,倾心于“谈话风”的,岂只朱先生一人?鲁迅翻译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介绍英国的随笔(essay):“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子上,倘在夏天,便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essay。”五四时期另一位散文大家周作人在他的《雨天的书》自序里,也这样描述自己心目中的散文小品的创作境界:“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周氏兄弟的说明显然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那么,我们说五四时期的散文小品是“说闲话”的产物,大概不会太离谱。借用《文心雕龙》“体性”这个词儿,作为形式的文体也是有“性”的,它对作品的内容、风格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可以这样说,五四散文小品的“体性”要求着:自由不拘的内容,亲切、直率的风格,以及相应的“谈话风”的语言。再扩大一点看,五四时期的小说、诗歌创作不也在呼吁“话怎么说,就怎么写”吗?五四是追求“谈话风”的文学语言的时代;因为那个时代,人们要求文学从少数人圈子里解放出来,就必然追求语言的通俗化、口语化,要求人的个性解放,渴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就自然追求语言交流中具有亲切感:特定时代的特定内容就这样蕴含在特定的形式——语言风格之中。

“谈话风”的散文小品,既然在创作过程中以“用笔如舌”为理想境界,那么,在欣赏过程里,自然要还其听觉功能,以读为主,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五四时期的散文家叶圣陶、夏丐尊先生在30年代写了《文心》一书,指导中学生读、写现代白话文,专门辟章论文的朗读,朱自清先生在《序》里,对此给以很高评价,认为读是不可或缺的基本的训练,这大概不是偶然的吧?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回到正题上来:该怎样读《春》,而且读出语言的味儿?按叶、夏二老《文心》中的观点(朱先生显然是同意的),语言的味儿应该有好几层意思。

首先是语感:每个词语于意义之外还有情味,这需要从字面的推敲、声音的吟味中去细心领略,以磨炼自己对于词语的锐敏的感觉力。你试读这个句子:“‘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不用单音词“摸”,而用双音词“抚摸”,不仅因为中国文字的特质宜于偶数结合,单一个“摸”字读起来不顺口,而且平声字“摸”加上一个仄声字“抚”,无疑是增加了词语的柔感。再读“鸟儿……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地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宛转的曲子”这一句。用“卖弄”而不用“夸耀”,似乎含有贬意,有点微讽的意思,但如果与前面“呼朋引伴”这个修饰语连起来品味,你就会感受到鸟儿们一个个像好胜的孩子一般争先卖弄的天真劲儿,并且不由自主地发出欣赏的微笑。卖弄这个词放在这样的语言环境里,所要传达的就是这样一种幽默感。

你如果意兴正浓,还想品尝一番,那就读读这一句:“一切就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试把“欣欣然”按课文的注释换成“欢欢喜喜地”重读一遍,意思一点没有变,但直观感觉中却似乎少了点神韵。琢磨琢磨其中的道理:“欢欢喜喜”用两个叠声字组成,就造成了一个跳跃感,本来用以表现喜悦的心情是很合适的;但在我们这个句子里,大自然的一切此时此刻的心态却不只是喜悦,还有“刚睡醒”的几分舒畅劲儿,又有几分懒散的劲儿,就必得用“欣、欣~然”这样拖长的调子来表达,才恰恰对劲儿。这里,我们实际上已经谈到了另一个层次:语调。按《文心》的分析及我的体会,所谓语调主要是音节、词序、句式的选择问题。在《春》这篇文章里,音节选择中,用得最多的是叠字。

试读这一句:“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也赶趟儿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儿事去。”一开头“家家户户,老老小小”连用四个叠字,与“城里乡下”两个对偶词组结合在一起,造成有规律的三组六顿,读起来自然形成欢快的调子;在两个散句之后,再次出现两个重叠词(构词法有变化,由AABB式转化为ABAB式),顿时产生了一种运动的力感:这“舒活舒活”“抖擞抖擞”背后,不正可以听见人们的筋骨(连同精神儿)嘎嘎作响的声音?至于词序的变动,更有一种奇妙的艺术力量。再读读这句:“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按常规句式的词序应该是“嫩嫩的,绿绿的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修饰语的后置,改变了观察视点,原先只是一种客观的叙述,现在一切都是读者主观的观察(更确切地说,是心的感受与发现):先看见(发现)小草偷偷“钻出来”的神态,再注意(感受)到小草“嫩嫩的”质感(甚至产生了“拧得出水来”的感觉),最后才注目(倾心)于“绿绿的”色彩(连声音、心都变绿了)。不论眼的观察,还是心的感受,都是一个过程,形成一种动态。

句式的变化也会产生新的语调。“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这是重复的句式:本来,“起来了”在意义上就表示一种向上的发展运动,在音韵上又有“抑而扬”的效果,现在一再地叠用,并且与“山”“水”“太阳”这样的形象连结在一起,就显出了一种明朗的调子和壮阔的气势。有时候把长句化为短句,长、短句交错起来说,更会形成一种错落有致的自然的节奏,产生抑扬顿挫的音乐美。你试读这一串句子——

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儿;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

是不是有一种“大珠小珠落玉盘”的乐感?这是音乐,也是诗。这里的语言确实做到了“既能悦目,又可赏心,兼耳底、心底音乐而有之”。

实际上,以上所有这些语言现象的分析,都嫌太冷静,也许还有点儿琐碎。对于散文艺术的欣赏来说,更重要的,是在忘情地吟诵中,自己去心领神会,从整体上把握每一篇散文特有的魂儿(或者叫调子、味儿、神韵等)。陶渊明的五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他算是懂得欣赏之道的。

在反复吟诵中,你自然会觉得《春》的语言形象、音韵都太繁复,使人有点儿应接不暇,色彩也过于浓艳,令人眼花缭乱,而这一切与中国某些传统散文又有些相合之点。应该说,你的感觉是准确的,并且接触到了这篇散文语言风格的个性:它是漂亮,缜密,甚至华丽的。这确实是一种刻意的追求(你都可以感觉到作者的用力),根底上又是在执行时代的“命令”——正像鲁迅所说,“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在尽到了历史责任后,就必然要求新的突破,朱先生以后在《欧游杂记》《伦敦杂记》里,就走上了朴实、自然的路。依然坚持语言的口语化,但去掉了做作,不再过于注重修辞,转入平淡质朴,“读下去真个像跟他面对面坐着,听他亲亲切切的谈话”(叶圣陶):这是朱先生“谈话风”散文的成熟境界。但那已经是中年人的散文,《春》这样的“少年气盛”之作,自有一种特殊的、不可代替的艺术魅力与价值,你说呢?

本文选自钱理群《名作重读》,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