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父亲与茶

父亲是从不饮茶的。

我想,他年轻时大约也在什么场合饮过几次茶的吧。当然,那天他肯定被失眠所折磨了,结果再就畏茶如畏虎。

正如酒于父亲也是如此。

1963年冬季,春节前,父亲从四川辗转数千公里回到了家。

父亲回到家里时,双腿浮肿得一按一个坑,却那么高兴。

他将一个纸包递给母亲,叮嘱说:“这是茶,在咱们东北是稀罕东西,哪天要分给邻居,放好,千万别沾水。”

1963年我已经14岁了,还没见过茶。但从读过的小说里知道,茶是南方有身份人家待客的饮料。

第二天,父亲和母亲一块儿将茶分成十多份,一一用红纸包好。红纸是我替母亲买的,5分钱一张,母亲让我买了两张。母亲本是要用红纸亲手做拉花的,而父亲坚决主张用红纸包茶,说那才显得心诚。我在一旁裁红纸时,母亲一味絮叨些舍不得的话。母亲陪着父亲,挨家挨户将茶送给邻居,回家时都满脸高兴,我想那足以证明,收到茶的邻居们也是都很高兴的。初一上午,全院孩子们大串门儿。在我们那个大院儿,拜年首先是由小字辈开始的。

一户邻居家的大婶问我:“除了茶,你爸还带回了什么好东西呀?”随口一问的话。

我说:“还带回了50多斤大米呢!”也是随口一答的话。

就见大婶和大叔交换了一次意味深长的眼神。那是一户和我家关系最好的邻居。

我当时觉得大叔大婶的眼神很奇怪。

初二晚上,和我家关系最好的邻居家的女孩来到了我家,将用红纸包着的茶原封不动退送给我家了。女孩代她爹妈说,她家没人喜欢饮茶,好东西别白瞎了。

在我看来,那是一件挺正常的事。几年也见不着一次茶的哈尔滨人,对待并不留下吃饭的客人的礼节分为三个等级——白开水、白糖水、红糖水。至于茶,其实并不比红糖水的规格更高。所以既然不喜欢饮,再给我家送回来挺自然的。女孩走后,父亲和母亲满脸困惑了。

父亲说:“别是因为有什么事使人家不高兴了吧?”

母亲说:“一向处得很好啊!”想了想,问我初一去拜年时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没有。我就将我在邻居家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因母亲之问感到冤枉。

父亲一拍脑门说:“错!错!怎么没想到也送些大米给人家?”

1963年中国许多省份发生旱情,水稻严重减产。全哈尔滨市的居民,由每人每月二斤大米减少到了一斤。那女孩的姥姥姥爷都是南方人,他家的大米从来不曾为过春节攒下过。

母亲此时也想到了这一点,后悔极了,而父亲已搬出米袋子往一只盆里倒米了。

母亲说“行了”,父亲嫌太少,但母亲接着说出一句话,使父亲犹豫不决了。

母亲说:“只送给一家,其他几家不送,邻里间还不分出远近来了?再者,是人家把茶送回来了在先,咱们又送米过去在后,不是反而闹得双方都不尴不尬的?”

如果给每户邻居都送些米,哪怕一户二三斤,那父亲千里迢迢背回的米也就只剩一小半了。别说母亲多么舍不得了,连父亲也觉得像割肉,而我们几个儿女更舍不得。尽管,大米只不过是四川糙米!

米最终没送。

那包茶,母亲后来送给了别人家。

我们两家邻居的关系,并没因而出现裂痕,但两家的大人孩子,心里都留下了隐隐的不悦,只不过都尽量掩饰。

父亲临走时还埋怨我:“你说那么一句干什么啊?!”

从此,我与父亲天各一方,每隔多年才能同时与家人团圆,仅两个星期,并且通信也少,因为父亲只不过在“扫盲”运动中识过不多的字,我的信他若不请人读,自己是看不明了的。而父亲又必亲笔回信,仅一页纸而已,字体大且歪歪扭扭,夹杂着错别字。这使我每次给父亲写信,总是难免犹豫不决。

1971年,也是春节前,我从兵团回哈尔滨探家。那个冬季多雪而寒冷,父亲原本是准备与我同时探家的,却没成行——他在家信中写的原因是:“建设任务紧张,请不下假来。”

自从1963年我与父亲一别,我们父子二人已8年没见过面了。而母亲在8年中,已苍老成一个老太婆了。

母亲告诉我,父亲从四川寄回了一斤茶叶,信上说是花8元钱买的头季芽茶,要我在春节前按地址送给某人。那一年我已22岁,还没饮过一口茶水呢!父亲每月最多才能往家里寄40元,自己又节俭得要命,都舍不得花几分钱买食堂的菜吃,一块腐乳下三天的饭,却居然用8元钱买一斤茶,千里迢迢地寄回来送人,我想父亲一定是欠了对方极大的人情。

那天,哥哥疯着,母亲关节炎很重,三弟也下乡了,四弟小妹没办过重要之事,那一斤珍贵的茶只有我去送了。在当年的哈尔滨,整整一斤四川的好茶,确乎算得上珍贵了。

“动力之乡”在郊区,我家离那儿有30多里,且交通不便。当年是没有什么出租车的。我先乘公共汽车到了郊区某站,下车后开始步行。由于那一段公路来往车辆少,一尺多深的积雪尚未被压平。我一脚一个雪坑走了20来里,才终于到达“动力之乡”。在那一带,样式一律的平房和楼群左一片右一片,此片彼片相距挺远。父亲寄给家中的地址上仅写了第几工人宿舍区第几排第几号,而那是根本不能将茶送到的。因为当年的“动力之乡”,是由三个大厂组成的。每个厂又分干部宿舍区和工人宿舍区;多数干部住楼房,多数工人住平房。这些父亲都没写清楚,我忽东忽西奔走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打听出个结果,最后只有气喘吁吁地站立在冰天雪地之中,望着一栋栋高楼、一排排平房,沮丧极了。

到家时,天已黑了。而我将一斤好茶丢在公共汽车上了。

当母亲听我说非但没将茶送到,还将茶丢了,眼神呆呆地望着我,整个人被定身法定住了似的。

许久,母亲才缓过神来,惴惴不安地说:“这可咋办?这可咋办?我猜你爸肯定是遭遇到了特别为难的事,急着求人帮忙化解,不然会舍得花8元钱买一斤茶送人?你知道的,你爸他可是万事不求人的性格啊!这可咋办?儿子这可咋办啊?由谁写信告诉你爸实情呢?咱们总不该撒谎骗他吧?”

父亲的性格我当然清楚,母亲的猜想也正是我的猜想,当然告诉父亲实情才是唯一正确的做法。

我对母亲内疚地说:“妈,别急成这样。急也没用,由我写信告诉我爸。”

因为那一斤茶的丢失,1971年的春节,我们全家谁都过得高兴不起来。8元钱一斤的四川好茶也只不过是茶,我们和母亲高兴不起来的主要原因是一种大的担忧——父亲他究竟遭遇到了什么事,使他这个从不求人的人非求人不可?

回到连队,我才给父亲写信。我在信中实话实说,承认那包茶被我丢失了,接着用一大段文字细写我寻找地址上的人家多么多么不容易,我认为那种客观原因也是必须让父亲了解的。再接着,批评父亲粗心大意,自己应该将地址搞详细了嘛。最后,询问父亲究竟遇到了什么为难的事,是否超出了自己克服不了,非求人相助不可的程度?如果并没超出,那么还不如自己迎难而上克服过去为好。那些话,反倒有一种儿子教训父亲的意味。

1971年整整一年内,父亲没回信。我明白,我伤了父亲的自尊心,他生我气了。

转眼到了1973年夏季,我又一次探家。而父亲,也终于与我同时探了一次家。那一年是我下乡的第五个年头,屈指算来,我与父亲整整十年没相见了。

父亲已秃顶。我印象中那个身体强健的父亲,变成了形销骨立的老父亲,两眼却还是那么炯炯有神。也唯有此点,仍能显出他倔犟又正直的老工人的性格。

父亲又带回了一斤好茶。

他要亲自将茶送给据他所说的“一个好人”。但他出示的地址,还是两年前使我白辛苦了一次的地址。

我说按照那个地址他肯定也会白辛苦一次,他却一意孤行,没法子,我只得相陪而往。

一路上,我和父亲都矢口不提两年前被我丢失了的那一斤好茶。我也没因两年前写给父亲那封信而向父亲认错,因那么一来,就会提到那一斤被我丢失的好茶。而父亲也没解释什么,更没训我,仿佛两年前我们父子之间根本没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

我和父亲用了更长的时间寻找“一个好人”的家,却没找到。那天很热,我和父亲心里同样着急,我们父子俩的衣服都被汗湿透了。回家的路上,我忍不住埋怨了父亲几句,惹得父亲光火起来,站在路旁冲我吼:“我是你父亲!我做什么事自有我的道理!你不埋怨我不行啊?”

我也冒火了,大声顶撞:“我哥哥生病了,我已经是家里实际上的长子,你究竟遇到了什么事不必也不应该瞒我!我有权知道!”父亲气得举起了巴掌,几乎就要扇我一耳光。

团圆的日子里,父亲一直生我的气。到他回四川的前一天,他的气才终于消了些。我往列车站送他时,他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到该告诉你知道的时候,当然就会告诉你。但也许,一辈子都不告诉你,也不告诉你妈,更不告诉你弟弟妹妹!”

父亲将他带回的一斤茶又带回了四川,怕留在家里,母亲收藏得不好,糟蹋了。

他的话,使我心怀不安地离开了家。

1977年春节前,我从北京回到了哈尔滨。当时,我已经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名编辑,而父亲已经退休了。父亲是63岁才退休的,因为家中生活困难,单位照顾他晚退休3年。

雪后的一天,父亲命我陪他将他再次从四川带回的那斤茶给他所言的“一个好人”送去。那斤茶,第一次带回哈尔滨时是绿的,再次被父亲带回时,已是褐色的了。父亲舍不得一次次花钱买,请四川茶厂里的茶工将那斤茶焙成了干茶,那样就容易保存了。我提醒父亲:“如果还是原先那地址,不去也罢。明明找不到却非去,何必呢?”

父亲表情深沉地说:“有新地址了。现在的地址确切无误,今天咱们一定会找到他。”

路上,父亲告诉我,“文革”开始不久,他这名获得过许多奖状的老建设工人,竟被不知何人写的一封信揭发成了“伪满时期”的“汉奸特务”。因为父亲会说几句日本话,档案里又有在日本药店当过小伙计的记载,所以造反派们对揭发深信不疑。

“他们将我两条胳膊反吊起来拷打我,像当年的日本人拷打咱们抗日的中国人一样,不但逼我承认是汉奸特务,还逼我揭发别的汉奸特务。我横下一条心,诬陷我的事,打死我也不承认……”父亲讲得很平静,我却听得惊心动魄——那是我这个“红五类”的儿子根本想不到的事。

我心疼地低声说:“爸,其实你当时承认了也没什么。好汉不吃眼前亏啊!”

父亲说:“那不行。我如果承认了,你1974年还能上大学吗?我如果承认了,咱们家不就一下子变成‘黑五类’家庭了?你们能一下子承受得住日后的种种歧视吗?我如果承认了,继续逼我揭发别人,那我又该怎么办?所以当年我只能横下一条心,诬陷在我头上的事,打死也不承认。”

父亲的话使我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

我和父亲并没再去“动力之乡”,父亲引领我来到了近郊的一处公墓。在一块木碑上,刻着“一个好人”的姓名。父亲说:“就是他,咱们山东的一个人。也是我17岁那年到东北以后,给过我许多爱护的人。当年是他介绍我到一家挺大的日本药店去做小伙计的,而我经常向他汇报日本人尤其日本军人到药店去开药的情况。当年我就猜到了他是抗联的人,新中国成立后他当上了一个县的武装部部长。‘文革’中,四川的造反派来到哈尔滨向他搞外调,巴不得由他证明我千真万确曾是‘汉奸特务’。那时他自己也进了‘牛棚’,但他将那些造反派顶得一愣一愣的。他说,你们想要从我这儿得到证言的事,完全是胡说八道!所以,造反派们才不得不结束对我的隔离审查,你才能够顺利地上了大学,咱们家才没成为‘黑五类’家庭。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喝茶的习惯,但我总得表达一种心意吧!除了茶,我也再没什么更好的东西值得从四川带回来送给他啊!”

父亲将那包从四川带回来又带回去退休后再带回来的茶和一瓶白酒,恭恭敬敬地放在坟前。

我说:“爸,这么放这儿不行,会被看到的人拿走的。”

不由自主地,我跪下了。

我将白酒浇在茶包上,用打火机将茶包点燃了。我和父亲一样,既是一个不喜欢喝酒的人,也是一个不喜欢饮茶的人。

父亲已于十几年前去世了。

如今,茶已成了中国人之间普遍送来送去的见面礼,而且包装越来越考究,甚至到了不必要的极其奢华的程度。

而今天,我时常回忆起父亲与茶、我们全家与茶的那一段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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